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才精疲力尽的走出了树林，回到了大部队。
赵团长一整晚都在不停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打几枪便撤，过会又打，这样重复了十几次；一个营阵地上的国军终于受不了这样的打法，干脆直接交枪投降了。投降的国军只能被关在一个破庙里，外围仅有五名战士看守。
我们放下沉重的物资，终于倒在地上歇了一口气。
此次我们共带回捷克式轻机枪、歪把子机枪共十挺，弹药100箱，粮食50包，两个连共230人，牺牲62人，重伤25人，轻伤110人，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赵团长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伤亡这么大，很后悔的说道：“这次是我计划失误，轻视了敌人，我做出深刻的检讨，并上报司令员，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我们凭借着缴获的物质，在新民地区打起了游击战，硬生生的拖住了国民党两个军的兵力，而我，二嘎子和柱子也积极参加战斗，成了一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兵。
这日，我们全团已退守至新民西北五公里处，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战斗，全团都已经疲惫不堪，正在做休整；全团从最初留守的3500人，到现在还剩下2300人，其中重伤员500人左右，能动换的只有1800人，而光是在我们对面的国军就有两个军四五万人，就算现在国民党出动一个整编团也能将我们一举歼灭。
现在我们只能卷缩在简易战壕里，身上早已沾满了血渍，二嘎子和柱子再也不去管自己那破烂的军装，脸上更没有洋溢着最初的那种微笑和自豪，额头上反而包裹着用了一次又一次的纱布；但就算条件这么艰苦，我们仍然不后悔，没有怨言。
天空的乌云还没散去，雨却早已经停了，我们的头顶使用树枝搭设了一个简陋的帐篷，但那仍然无法阻止雨水的渗漏。
此时已临近十月，东北的天气慢慢开始冷了起来，我们坐在那满是稀泥的地上瑟瑟发抖；在这种低劣的环境下是不能生火的，一旦被敌军发现烟雾，将会快速暴露在敌人面前，无疑是自寻死路。
经过这长达半月的战斗，现在我们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弹药更是紧缺，每人配备不到五发子弹；而轻机枪子弹则更是只剩一百多发，只够一挺使用，一旦再发生一两场战斗，我们将立即弹尽粮绝；更不能像原来一样主动去抢夺物资，一是人手已经很紧缺，二是没有那么多弹药去应付，另一方面经过上次的柳村战役，国民党肯定已派重兵把守物资。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孙得才的战友，他比我们大六七岁，是湖南人，我们都叫他才哥，同时也是我们五班的班长；他是1940年当的兵，据说他在1945年一个人就端掉了鬼子的炮楼，成为了全军的战斗英雄。
“才哥，你说你是怎么一个人打掉鬼子的炮楼的”柱子闲来无事，好奇的问道。
孙得才微微一笑，洋洋得意地说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扛着两个炸药包，悄悄的爬到炮楼前，把手榴弹扔到机枪眼里，当场就炸死了两个鬼子，剩下的人以为是大部队来了，拿着枪就往外面乱打，我就用两个炸药包把炮楼炸了。”
“炮楼外面不是有兵把守吗？你怎么跑到炮楼下的”二嘎子又问道。
“那个时候小鬼子快要投降了，一个炮楼里只有两三个鬼子，其他的全是伪军，那些伪军都是贪生怕死的，一到晚上就跑到炮楼里不敢出来。”孙得才仍然很得意的说。
我们点点头，连连称赞，“佩服，佩服，果然厉害”。
“我告诉你们，要想立功，就要胆子大；当然，光胆子大不行，那是送死，得有方法”孙得才像个老师一样开始教我们。
“什么方法”我也很好奇了。
“用脑子啊，首先就是要摸清敌人，还得会揣摩敌人的心思，这些知道了，还怕打不赢吗？”
我们三人一脸朦胧，更加茫然，我想这种境界我们恐怕一辈子也学不来。
就在这时，我们的外围岗哨发现了敌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国民党的军官已经从我们的枪炮声中察觉到我们人数并不多，他们同样想立功，决定派出两个团的步兵加上一个骑兵营寻找我们的踪迹。
我们立刻站起来，虽然敌人并未发现我们，但很快将会搜索到这里来，要撤退恐怕也来不及，反而会暴露；赵有胜团长命令立刻将重伤员转移到后方，而我们则趴在战壕把枪伸出去，随时等候敌人的到来。
才过了五分钟，我便听见战马的嘶叫，敌人的骑兵已经出现在视野范围；我们将那仅有的几发子弹装进了弹具，拉动了枪栓；眼见骑兵离我们只有几十米，我瞄着一个看似是军官的敌人，也许是骑兵营的营长，下意识的扣动了扳机，只见那军官的脑袋立刻被开了瓢，从战马上栽倒下来。
我们早已将剩余的兵力组成了三道防线，以便防御和撤退。
其他战士也一起开了火，敌人的骑兵前排已经被放倒在战马下，后面的骑兵吓的赶紧撤退，途中又有几人被子弹打中，转眼间就撤到了火力范围之外；此时国军的步兵已经快速逼近，并在几百米外架起了迫击炮；搜索部队轻装前行，肯定不会携带重武器，但迫击炮装卸方便，历来都是进攻前炮击的主要力量。
“嗖...嗖...嗖...”一发接一发的迫击炮弹砸向我方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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