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退至长江以南，占领着长江以南的上海、武汉、南京等重要军事及文化发展城市。
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同时，美、英等国也各将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阻挠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原华北军区改编为“华北野战军”，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1949年4月，第四野战军组建第14兵团，39军隶属第14兵团建制，刘震任军长，吴信权任政治委员。
1949年4月20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先后开始发起渡江战役。
我们得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先遣军团进攻武汉，保证第二野战军的侧翼安全；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地区的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地段上布置了40个师约25万人。
我和嘎子、柱子坐在战壕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仔细的听着远处的枪声、炮火声，“嗖”，一发照明弹让周围瞬间明亮了起来。
我们已经在滩头上驻守了两天两夜，经过这段时间的连续征战，我们已经很疲惫了，不知不觉在这枪炮声中睡着了。
“石头，石头，快醒醒”，我被嘎子从睡梦中惊醒。
我睁开眼，揉了揉酸痛的眼睛，问道：“怎么了？”
柱子也早就已经醒了，他看着对岸的敌人阵地，说道：“我们接到命令，马上开始渡江。”
“嗖...嗖...嗖...”随着我军的远程炮火在阵地后方升上天空，飞向敌人阵地；江面上被炮弹溅起了十几米高的浪花，全军战士纷纷从阵地里抬起早已准备好的木船，冲向江边。
对面的机枪全部开始“哒...哒...哒”朝我们射击，形成了密密麻麻的火舌；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登上了木船，迅速将武器放在船里，拿起木浆用力并快速的在江面上划动。
“轰...轰...轰”，随着敌人的炮火覆盖整个江面，许多的战士连同木船被炸的粉碎，木船的碎片在江面上漂浮着；船头的机枪手趴在前面，“哒...哒...哒”，打光了一个又一个弹夹。
我们早已被炮弹溅起的浪花淋湿了全身，我们望着前方的江面，不停地划动着手中的木浆；“轰”的一声，船头的机枪手被近在眼前的一颗炮弹炸到了水里，木船的一半也被炸成了粉碎。
我抓着一块木船的碎片，漂浮在江面上。
“石头！石头！”我在慌忙中听见了嘎子的声音，他正坐在另一只木船上快速向我冲来。
“我在这！我在这！”我拼命的叫喊着，我不会游泳，想起脚下不知有多深的江水，我开始害怕起来；我从小对水都有一种恐惧，尤其是看着那绿油油的水潭，站在边上都能让我四肢发麻。
我拼命的抓着那块木板，害怕它会破裂，我甚至不敢用力，我怕会弄坏它；当几只手抓住我衣服的时候，我都不愿松开那块木板。
我躺在嘎子所乘的木船上，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那份恐惧久久不能消散。
我的枪也已经沉到了江里，现在手里连一根烧火棍都没有。
我推开被子弹打中的船头机枪手的尸体，趴在船头重新架起那挺很烫的捷克式轻机枪；一发发子弹从枪口打出去，我也不知道那子弹是否击中敌人。
几名划桨的战士也被敌人的子弹打到了江里，剩下的人仍然不停的划动着木船；在这缓慢的十几分钟里，不知道有多少战士沉进了水里，永远沉睡在了这广阔的长江里。
当我们乘着木船来到江对岸时，已经只剩下我和嘎子，等到船头离江边只有两米我才端起机枪站起来；我和嘎子纵身跳进水里，冲向江边的泥沙上。
此时的柱子早已经冲到了敌人的阵地，我看见他正在用手榴弹炸毁敌人的明堡，他看见我和嘎子便用力招手示意我们快过去。
我和嘎子一人端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对着阵地上的敌人一边扫射，一边向柱子那里靠近；我们很快的占领了滩头，战士纷纷登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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