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命令下达后，由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先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
当我们接到进军朝鲜的命令的时候，已经是10月16日，此时的我们已经从辽阳坐上了火车向鸭绿江进发，到了鸭绿江，我们又在原地休息，随时等候命令准备跨过鸭绿江。
10月21日下午，我们接到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的命令，于当晚从长甸河口江桥进入朝鲜；我们背着手里的“二四式”步枪和“三八大盖”等杂乱枪型开始陆续过江；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整个部队都很安静，只有汽车和火炮牵引车的轰鸣声、拉着大炮、驮着重机枪的战马的马蹄声。
我默默地在心里数着我走出的每一步，“一、二、三.......”，当我从桥头走到桥尾，1500步；这时身边的一排长问我：“连长，现在几点了？”
我回答了一句：“我没有表，谁知道几点了，反正天是黑的，以后你记着是晚上就行了。”
“现在是1950年10月21日晚上8点50分！”我们的团长赵有胜在后面大声的说了一句，并让我们将这个时间传达至全团的每一名战士。
我们在黑夜里连续行走了几个小时，此时的朝鲜北部比东北还要冷，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积雪，但是我们仍然满头大汗，脱下棉帽，凉风吹过，又感觉寒风刺骨。
“我们现在晚上行军，白天休整，隐蔽前进，不能让美国鬼子发现我们”团长赵有胜召集了营长和连长开会。
“是”我们边走边回答。
“我们现在是往哪去？”二营长沈虎问道。
“不要多问，跟着队伍走就行了”团长回答了一句，我们便不再多问。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纷纷到树林里躲避休息，附近村庄的一些朝鲜人民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吃的和被子，但是都被我们拒绝了，这是我军的政策，何况现在是在国外，更不能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走了一个晚上，大家都走累了，谁都想好好睡上一觉，可在这荒郊野外，加之天气及其寒冷，只要睡着就有可能被冻死；还不能随意乱走，美军的侦察机不停地在四周飞来飞去。
嘎子早就已经缩成一团，再也看不见入朝前的激动和高兴，我看着他瑟瑟发抖，又是好笑又是心疼；我在地上抓了一把雪，揉成团朝嘎子扔过去，嘎子看见我一脸的生气；我蹲着朝他慢慢移过去，来到嘎子身边，嘲笑的说道：“嘎子哥，你的兴奋劲儿在哪去了？”
嘎子一脸的不高兴，牙齿也咯咯直响，说道：“滚！滚一边去！”
我呵呵一笑，看见他的脸色都已经发白了，看来确实冻得不轻，我脱下我的棉衣披在他身上，他却朝我小声地吼了一句：“你想死啊！”
我掀开穿在身上的好几件内棉衣，说道：“我早有准备，哪像你，就知道激动和兴奋。”
嘎子一脸的惊讶，问道：“你哪来的这么多棉衣？”
“我在国内的时候捡了几件战士们穿烂扔掉的”我一脸的傲慢，此时此刻，有几件烂棉衣比饿肚子都要强上百倍。
嘎子一脸的羡慕，说道：“你咋这么阴险呢，没说让我捡几件，我都快冻死了，你说这朝鲜咋这么冷呢。”
我们就这样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一直在山里转悠了两天，这两天里没有任何的命令，没有任何的敌情，像是与世隔绝的深山野人。
到了23日中午，团长通知让各营营长和连长到一块大石头下面开会，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几百米外开始移动，因为现在正有一架美国地侦察机在头顶上盘旋。
当我们到达大石头下面，团长让我们坐下来，说道：“走了两天了，没有接到师里和军里的任何命令，没有任何指令，我决定排几个侦查班出去打探一下，最好能抓两个俘虏回来，也好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一下。”
我们各自表示同意，谁都想活动活动，于是，团长让我、嘎子、柱子、孙得才、何群书为一个侦查组；沈虎、韩子杰及下属的几个连长为二组；周仁、严宽之及下属的几个连长为三组，分别向三个方向出去侦查。
团长在我们临走前特意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开枪，能抓到俘虏就抓，抓不到看见敌人就退，千万不能冲动行事，一旦暴露行踪，打草惊蛇，军法从事。”
我们各自点点头，整理好一些弹药便各自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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