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但无论欧阳修怎么闹，也没敢否定吕夷简的提议。
正因为这个提议，才有了测量隐田的法理依据，不然很糊涂的下去查，查出来又怎么着？以后照隐。
这次倒确确实实的对人不对事，针对吕夷简进宫这个人，而吕夷简的事没有反对。但就没有想到为什么选择在寿州，这有原因的，其他三州离京城近，什么皇亲贵戚啊，什么权贵宰相哪，有许多田在京城附近，包括亳州地区。不仅这三州隐田多，京城其他数州隐田也不少。
不能查，这三州查那一州都捅了一个超级马蜂窝。
寿州也隐田，性质不同，它其实就在后来安徽凤台、淮南、长丰、霍丘、六安与霍山地区，面积不小。也有权贵的田，不多，为什么隐田多，翻看地图便知道其中的奥秘，因为此地临近大别山，山区地形多，有的地方山大林茂，道路不便，百姓凶悍，所以官府懒得管理，导致地方上的豪强多隐匿田地。
不查罢，一查还会麻烦，不过终是地方上的豪强，非是国舅爷，国丈，什么相公，什么国公家的田，以中央政府若下来清查，这些地方上的小豪们只是毛毛雨。会有麻烦，也会闹，但麻烦不会很大。
等于捅了一个小马蜂窝。
豪强势力不强，朝廷也敢镇压，郑朗所要的震慑意味便有了。什么蔡汝兵盗之苦，什么亳州大运河之要。都是假扯之词。
无奈啊，比如吃柿子，挑软的吃。太硬了未但享受到美味，反而涩麻了嘴。
但终是一个苟且偷安的策略，郑朗也在想如何解决。办法倒是有，但那一条办法，都是在捅超级大的马蜂窝，捅得不好，捅了熊窝。
想不出来，便不动。
并且郑朗变得更消极。
事实庆历新政，郑朗有领先一千年的见识，脑海里还有一个硬盘的种种资料。能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的。包括滕宗谅，即将发生的水洛城事件，他都能做到阻止。
然而君子们的种种做法，让他太失望。并且他的性格注定了这次袖手旁观，怕麻烦！
郑朗这个怕麻烦十分了不起。
不是晏殊那种怕麻烦，郑朗怕得彻底，晏殊那种怕麻烦是小道。早迟麻烦会上门。他这个怕麻烦是大道。
怕得最彻底，便是一个有名的大隐士。
用在学问上，想减少麻烦，必须让学问有实用价值，得到大家公认。那会有什么成就，大儒，大学问家！
放在朝堂上，怕麻烦，就会避免减少诸多大臣反对。没有多少大臣反对，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有许多人支持，早迟会成为政坛的领袖！
就因为这个怕麻烦，郑朗会多死n个脑细胞，整天都在运转那个带着作弊器的大脑。
然而按照郑朗即将出来的仁义，任何事都是有阴阳，甚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复杂多面组成的。这个阴阳也就是仁义，善恶，利弊，按照这种理论，善恶会变得很模糊不清。这套理论还在酝酿中，没有仔细地考虑。
也就是说，有利的一面，必然有弊的一面，包括这种真正的怕麻烦。
略偏向保守，消极，还有过于老成，世故，也会自私。
郑朗也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不及范仲淹远矣，无他，德操远远不及，特别是自私心远比范仲淹重。
君子党让他不喜，又反复推测，一旦过份进入新政之中，或者介入滕宗谅与水洛城之事，自己弄不好真上了这条破船，远之，会影响他以后自己的法！
吕夷简善意，他没有全部接受，但接受了大部分。自己年龄太小，不行，得过几年，最少自己担任首相，才能主持一些变革，一些稳重的，真正有实效而不是空谈的革新，一步步地纠正宋朝的弊端。
甚至他冷静的想到都不可能纠正所有弊端，旧的弊端消除，新的弊端重新上来，然而问题不要紧，关健是怎样使国家向良性方向发展。庆历新政纯是一场闹剧，但他也在观注，虽是闹剧，借鉴意义非同小可。
范仲淹是不知道，否则会欲哭无泪……
诏令下达，立即引起喧哗。
这是必然的，也进一步将新政在向死亡的深入渊推。
郭谘与孙琳前往寿州。
又根据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的提议，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天章阁待制准南都运按察使，沈邈为直史馆京东都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杜（木巳）（这是什么字，汗）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兼体量安抚，主要职责便是看下面的地方官吏有没有政绩，合不合格。
用心不可谓不好。
然而……
首先大规模的推翻旧制，许多人心中不服。甚至有的人有本事，迫于旧制，只求无为而治。
许多官吏本身或者出自于名门，以恩荫得进的，有很强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是外戚，不求做国舅国公宰辅，俺只做一个地方团使练，或者知州的啥，还要怎么的？他们服不服气？
王素等官吏品德大多数不错的，有人还有一身好的吏治之能，但本身这次带着浓厚的党争，排除异己性质十分明显，倒向新党的就是好臣子，倾向旧党的就是奸邪，导致判决不清，失去公心。即便是公心，下面的官吏也认为判决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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