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并没有用十天。 持继两个多月的贝州叛乱雪融一样，平灭了。
时间快，而且打得很轻松，消息传到京城，赵祯欣喜过望，没有奖励将士，要等郑朗的记功奏折到京城，才能奖励。但赵祯在高兴之下，于皇宫大宴群臣。
大臣陆续到齐，战胜叛军，没有人不高兴的。贝州乃是国家核心地区，再加上宗教的阴影，对国家危害太大了。
当诸臣落坐时，忽然诸臣眼睛一起盯着陈执中。
郑朗为首相是早晚的事，贝州建功，枢密使有夏竦与王贻永，不可能再塞一个郑朗进去。郑朗必去东府，也不可能为参知政事，出使契丹之功，平灭贝州之功，倒退回到前几年，担任参知政事可能吗？
剩下的只有一个位置。
陈执中无过不能黜退，那么还会成为去年之举，只不过将夏竦换成郑朗，另外因为高若讷与夏竦不和，重新让高若讷为御史中丞，这对夏竦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
两个首相，谁人为首？
赵祯也注意到大家的举动，装作不知，举起杯说道：“诸卿，妖贼既平，卿等当痛饮此杯。”
宴散，迁为翰林学士的张方平锁厅时献上奏，直指宋朝另一弊端，冗官。
说得很具体，景佑时臣勾当三班院，在院使臣四千余人，今六千五百余员。学士院、两省以上官四十余人，今六十余人。臣任御史中丞。将本台班薄点算，景佑时京官不及两千人，今两千八百余人。臣判流内铨。职责在选人，不知数目，大约三员守一阙。略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官数如此，若更五七年后，其将奈何！
史上赵祯狠下心来，淘汰一批弱小之兵，正是张方平数次进谏，才下的诏书。
但对张方平裁官之举，赵祯并没有同意。
论德操。张方平不算太好，但是一个很有本事与远见的大臣，所以才为郑朗看重。
又说入仕之门，贡院所放进士、明经外，近例率以举数编排别试，名恩泽人，每榜不下三百多人。两制两省每岁奏荫子弟。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正郎及带职员外郎遇郊恩，子弟亦例得奏荫。武臣自诸司副使、军职大校以上，至於宫掖嫔御，内臣近职，每岁或遇郊恩。奏荫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职任或致仕、遗表及诸色特恩录用，又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内外胥吏、牙校出职，如计会每岁入官之路，徼幸攀援，日生新例，不可胜数。陛下要乞令中书枢密院各具逐年诸色入仕名目，娶徼幸弊滥尤甚者，稍加裁损。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处酬奖条例，亦乞重行详定。
范仲淹那种任用人才方法不妥当，可不能再恢复到以前的用人方式，甚至比以前更严重。但对于如何逐步淘汰冗官，张方习郑朗，将问题指出来，具体做法却说得很含糊。
前朝如何用人的？虽将相大臣之家，无功无才无德，也有许多白衣不能入仕。今自少卿监以上，每岁荫一人，岂不过乎？但它绝对不是祖宗制度。太祖太宗两个祖宗，文武官不勘磨数年，不得升迁。
这个想法与郑朗想法十分相近。
有才能者，会立即破格升拨，没有才能平庸者，守一官不改十年。故当时人人自勉，非有劳功，知不得进。但自祥符后，益循宽大，以资得进，监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官员皆是因资循进，于是官员不肯劳效，日渐平庸无能。…,
又，为政之要，有短政与长政之分，短政会立见成效，长政会长三五年时间，然朝廷人事调动平凡，导致自庙堂到朝野朝令夕改。朝廷失信于民，大善政往往因此又废之不能施。
后者显然受了郑朗的思想影响，才提出的建议。
张方平也没有打算让赵祯通过，他说的是另一件事。
特别是将帅之任，驾驭得术，宜久留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忠、李谦溥、姚内斌、董遵诲、侯贇、杨延昭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闲言轻有移易，责其成效而已，又不与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满，不怠於为善也。
这句话后人最懂的就是杨六郎，在河北三关守了十几年辰光，最后病死，没有调动。
但现在呢，武臣指边郡为边任，借以发身之地区，历边任者，无寸功，可是不数年便迁至刺史、防、团、廉察。调动频繁，地形山川未知，军员士伍示识，吏民土俗未谙。故王则传妖教于军中数年之久，居然无一人发现。
最后一段尤为重要。
宋朝制度是将不识兵，兵不知将，不是所谓的祖宗家法，而是文臣弄出来的产物。
但张方平还没有意识到，将责任一昧推到赵祯身上。
一个弥勒教，弄出十几万教民，近万兵士哗变，加入妖教，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这种将兵不知的制度，如何了得。这件事是发生在贝州，若是发生在京师，怎么办？
赵祯让张方士，就是想培养张方平的，他隐约感到两府官员才能欠缺，难当重任，也不能事事指望郑朗一个人，那成了什么？即便对郑朗十分信任，赵祯也不敢开这个先河。
实际他一直在培养，比如丁度，比如曾公亮。
可是张方平最后很悲催，让包青天弄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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