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字，很简单，但郑朗真的想不出来。[]
说出路，自己在做，一点一滴地将宋朝的一些弊端纠正过来。
梁适说国富非强，对，但已经这样了，并且宋朝供给主要来自东南，仅此一条，注定战争成本很巨大。唐朝打东突厥，河北有供给，打吐蕃，关中有供给，随后又开发了陇右，打西突厥，往往一大半用的是当地胡兵，以胡制胡。但宋朝呢，必须将供给从东南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向河北或者陕西，再运达前线，造成成本高昂。
国富不代表着国强，但想国强，国家必须更富。
成立平安监，不但给国家带来收入，开拓人们的进取思路，还带来大量货币与金属及其他矿藏。不仅是金银铜，还有铁锡铅水银，以及玉石，珊瑚，当地的特产，也弥补了宋朝金属与奢侈品的需求。
自己在裁兵，逐步纠正冗兵现象。
兴办农田水利法，主持各项大型水利建设，提高粮食亩产，满足百姓的粮食耕地需求，给人口剧烈增长留下容纳空间。
修儒学，强行纠正汉朝后儒学发展的错误方向，将这种墨家式的儒学变得更有进取性，而不是越来越内敛。
最重要的便是发展科学，现在看不出来，也许一两百年后，会给整个宋朝带来更大的飞跃性进步。
还有，改良型的免役法、保甲法、仓法，矿藏的三七分制。银行，等等，无一不是在给宋朝寻找良好的出路。
然而范仲淹说得含糊不清，显然不是指的这个。
郑朗忽然打起冷摆子，范仲淹想的是什么？难道是想自己确立象赵匡义兄弟那样的一种制度，不能让武将掌握重权，善待士大夫。着重内治。也要让自己树立类似的标准与法则？
或者索性是一种更良好的制度，民主议会制，民主立宪制。社会主义，罗马议会制，白衣哈里发制？
范仲淹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出路二字。郑朗真没有想明白，写了一封信问范仲淹，希文，你说清楚一点。
让他感到失望，信未到应天府，范仲淹去世了。于是这出路二字给了郑朗造成很长时间的困扰。直到很久以后……
两个圣人，未死的圣人迷失，迷失的圣人死亡。
范仲淹死讯传出，朝野上下一片哀痛。凡范仲淹从政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范仲淹画像建祠。西北蕃人成百成千的聚众默哀，连日斋戒。赵祯同样难过万分，亲书褒贤之碑，赐谥号为文正。
但对范仲淹，郑朗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后来的王安石也与郑朗一样。在范仲淹还没有走上供坛之前，王安石一面说范仲淹是一世之师，天下人都要向范仲淹学习。一面又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这个评价乃是最公正的评价。
德操与胸怀不仅让宋朝人值得学习。后世都要学习。可是范仲淹埋下党争的隐患，给宋朝官场带来严重的戾气与浮燥风气。
范仲淹去世，也意味着吕范时代彻底结束，进入新时代，郑朗、韩琦、庞籍、富弼等人的时代。
二月结束。
就是动用这么多劳力，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一些海堤，要断断续续的延迟到冬天，才能全部竣工，但主体工程全部结束了。至于扫尾工程必然会有的，并且看到成果后，必然有一些蛮部也主动请求官府支援。这是好现象，必须支持。郑朗授意将各州各县的图纸张贴在县衙外的墙壁上，公开透明化。
若治理水利，得按照这些科学的图纸来。不过乃是朝廷与百姓合力，而非是朝廷主导，朝廷派官吏指导，由百姓自己出钱出力开发，就象明清时开发两广一样。
赵祯渐渐迷失，朝堂上开始成了多事之秋，郑朗做事不得不小心谨慎。投入这么多钱帛下去，得让两广看到回报，才能换得朝廷大臣继续对自己支持。于是改变策略，实际这项政策的后果，平民百姓肯定无力开发的，只有那些大地主才能主持水利，等于默认两广会产生一大批新的大地主。特别是一些有威信，手中略有财富的蛮首。但好处就是自夏天起，广东南路财政开始回笼，蛮首一跃变成大地主，看到好处，地位不失，会带着族人主动配合朝廷，汉化更快。
再写一份奏折，让朝廷准许将程师孟、蔡挺与燕度调到广南西路。
战线正式向广南西路转移。
朝廷拨出的款项还积余了一部分，未敢动，在百姓没有获得收获之前，必须保持一些钱帛在手中，即便多余的，也远远不能填补广南西路的投入。实际这也是一次史上都能名列前茅的大型水利工程。
但与大运河等工程不同的是，比较零散。
投入的钱帛很多，三千五百万缗钱，若加上广南东路的财政收入，前期朝廷少许的拨款，接近了四千万缗钱，占据朝廷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此时宋朝至少占据世界的经济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将世界一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一下子砸在广南东路。
或者换一种计算方式，宋朝不能算，在契丹一匹马价值也不过十缗钱左右，若不是宋朝虚抬马价，还会更低，可以购买四百万匹马，事实契丹统计在册的也不过总共一百万匹马，加上无法统计的不超过两百万匹。若是买羊，在契丹可以买七八千只羊。若是可能，这么多钱到契丹收购，能将契丹几乎所有的大牲畜购买一空。
唐朝君臣不吃不喝，两年的国家总收入。契凡的八年国家财政收入的总和。西夏二十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总和。
用工最多时，达到近百万人，在史上杨广修大运河也不过动用了一百二十几万民夫。当然两者不好相比，那是强行让百姓以力役形势修建的运河，时间更漫长，工程量有可能是其十倍。
迁移的百姓达到二十二万多户，实际没有。大约不超过十四五万户。百姓近九十万人，实际也没有，大约八十万人。这个移民数量史上仅是曹操移汉中百姓。隋唐拱卫长安与洛阳移民，西晋南下百姓自发的移民，才能与之相比。宋朝也移民。将河东民移入京西路，不少，好几万户，不过分成几次，每次仅是几千户，远不能与这次移民数量相比。
数字皆不是史上最高的，可与前人相比，每一次皆是以死了许多百姓为代价，完成目标。可这次不同，有死人。年老的，病死的，再所难免，可百姓不怨，给了无数人家生机。
这么多钱帛花下去。还有一个隐形的好处。不仅仅是给百姓工薪，生活用具、工具、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等等，为许多相关百姓增加了收入，有的工匠户直接从赤贫进入四等户，即便是工薪，钱币不足。多是用粮与布帛代替发放，也造就许多百姓收入增加。当然，相关的作坊主与商人收获最多，连朝廷也多少多征收了一些商税。
没有gdp的说法，否则近四千万缗钱砸下去，造就相关产业以及附带连带产业，最少增加一亿缗钱的财富。只是这些财富流入民间，朝廷未得多少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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