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被领到东院，炕上摆着个八仙桌，上面有一个红纸订成的小本，旁边摆着笔墨，竟然还是毛笔。还好胖子小时候练过两天，倒也难不倒他。
桌子旁边坐着个老头，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李五爷，辈分最高，今年也七十大多，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贼硬朗。
李五爷怀里抱着个帆布包，负责收钱。一人为私，俩人为公，一个收钱，一个写帐，最后不能差数，也算双保险。
胖子叫了一声“五爷”，然后盘腿上炕，正襟危坐，从兜里掏出一张工农兵递过去：“开张了，我的。”
然后拿起毛笔，蘸饱墨，笔尖在砚台边上顺几下，在账本上写下大名，标明钱数。
农村办喜事还不讲究送红包，张老三随多少钱，李老四随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大伙一目了然。从账本上，可以看出交情的深厚以及生活条件的变迁。
胖子也参加过同学的婚礼，最低五百。不过想到靠山屯目前的生活水平，胖子还是比较保守地随了五元钱。
李五爷把钱接过来，塞进布包，看向胖子的眼神有些怪异。胖子还挺纳闷：难道少了？
不过很快就有个半大小子胳膊上端着大方盘进屋，上面四个菜一壶酒、两双筷子两个酒盅，这是专门犒劳写礼帐的，免得弄出啥经济问题。
正好胖子早晨还没吃饭呢，给李五爷倒了一盅酒，然后自己吧嗒一口菜，滋遛一口酒，一会小脸就喝得红扑扑。
陆陆续续开始上人，胖子把盘子都扒拉到炕上，开始干活。七八个脑袋围在桌子旁边，连夸胖子写得漂亮，都吵吵着过年找他写对联。
不过胖子可没心思理会这些，心里一个劲叫苦。村里人随份子，多数是两元钱，李队长算多的，上面写着三元，另外王三炮也随了三块钱。但是还有几家拿的是两元，胖子刚要动笔，人家又从李五爷那找走一块钱，看得胖子眼睛有点直：还带到这里找钱的啊？
相比之下，他的五元钱就显得有点鹤立鸡群，高高在上，难怪刚才李五爷的眼神有点怪。
不一会大李老头到这屋转了一趟，看着账本叨咕一声：“黄良是哪个，五块钱！”
胖子一脑门子白毛汗，连忙拿起毛笔，在黄良两个字前面又加了两个字：胖子。
大李老头这才恍然，嘴里打着哈哈：“你瞧瞧我，连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天天还在人家手下干活呢。”
胖子这才释然：员工家里有事，我这个当老板的就应当多随点。再说，以后俺胖子结婚，也能接回来不是。
随礼的人不断增多，车老板就张罗着开席。一般来说，都得吃上三四席，一轮接一轮，啥时候贺喜的全安排到了才算结束。
村民们早就形成默契，谁家啥时候去基本都能拉开空当。车老板一喊开席，写礼帐的屋里基本就没人了。
趁着这机会，胖子到外面撒尿，只见那些半大小子肩膀上搭着手巾，胳膊上架着方盘，里面摆满菜盘子。
这也是技术活，手要稳，不能乱晃荡，免得洒出菜汤；腿要快，灶台和吃饭的都不在一个屋，你要是磨磨蹭蹭，大冬天的，没等端到地方菜就凉了。所以这活最少也得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才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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