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的增多，老百姓一人只能分三四十亩的田地，却依旧要交原来两百亩田地的税。
因为租庸调制是以人为征收对象，而不管人均田地的多寡，税赋是朝廷定制，雷打不动的。
这其间，老百姓那三四十亩可怜的土地还要不断遭到官府、豪强的兼并侵占，最终导致老百姓的田地越种越少，终至所剩无几。
老百姓哪里交得起远超负荷的沉重赋税，为了交税，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儿女插上草标，像一只小牲口一样牵去大街上出卖。
活不下去老百姓便纷纷逃离原籍，沦为“浮人”，即为李琅和清江村村民这样的流民。
人口大量流失，国家税收自然就受到极大影响。
皇帝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为他在深宫中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但皇帝却不能没钱花。
所以，皇帝开始着急了。
这时候，后世学者们的偶像、“伟大的”宇文融应时而生，他毅然站了出来，急皇帝之所急，忠心耿耿地表示愿为皇帝排忧解难。
此人既不知道治标，也不知道治本，更不懂得去思量、革新土地制度，而是搞了一个“三位四元”的财政改革，以及一个劳什子的“扩户运动”。
“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
但宇文融却非常清楚：税赋就是民脂民膏，是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你不榨，它不出。所以他就把老百姓往死里榨，人死之前也要榨出最后一滴油出来。
老百姓逃亡，宇文融就追着逃亡的老百姓编户要税赋，检查户籍以外的隐瞒土地，美其名曰“扩户劝农”。
对穷苦老百姓来说，除非一死之了，要不然这税赋是一定要交的，天涯海角也逃不掉。
够狠啊。
这样一来，国家税赋增多了，朝廷一年多收了几百万贯。当然，皇帝也满意了，将宇文融官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至于老百姓要死要活，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又怎么会去多加关心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生晚了，要不然可能早在开元年间，宇文融全家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会被农民起义军纳入巨舂，磨成肉糜，吃进肚去，变成大/粪。
《旧唐书·食货志》还记载了一个叫王鉷的牛人，他毛遂自荐要为唐玄宗查地征税。
王鉷似乎是财神爷转世，他搞钱有方，每年“进钱百亿”，实际这些钱都是他变相从老百姓身上盘剥压榨出来的。
王鉷实在是太会搞钱了，姑且把这个唤作王鉷的牛人名副其实地尊称为“王搞钱”。
那这个“王搞钱”自荐搜刮来的那么多钱都用到哪去了，史称，“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这里的“人主”就是唐玄宗，搜刮来的巨额民脂民膏，全让唐玄宗花在后/宫上了。
……
天宝年间，宇文融已经横死岭南，报应不爽。但“王搞钱”依然活得很滋润，而且不是一般的滋润，是十二分的滋润。
如今，“王搞钱”身兼京和市和籴使，户口色役使，京畿、关内道黜陟使等二十余使。并兼任御史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每年为皇帝搜刮大量财物，极受李隆基的信任。
李隆基正是想把李琅跟这个“王搞钱”紧紧拴在一起：
李隆基打算把李琅安排在这位身兼20多个职位的“王搞钱”手下当一个地方上的“劝农判官”，隶属户部下属的户部司，为皇家小金库搞钱，把李琅培养成为遭万民唾骂、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李搞钱”。
别的农民千方百计地逃亡他乡，而清江村的村民却“以德报怨”地想返乡种田，这是多么大的反差。
那么，制定和实施这个归乡计划的李琅显然足以担当地方劝农判官“要职”。
……
李隆基封赏李琅的想法早就打定，当下便朝当值的王公公扬扬手，王公公立刻尖声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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