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贵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开水瓶，大清早地来到大队部。
他打开大队部的大门，一股湿湿的寒气迎面扑来，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心想：怎么啦？每天都是开着同样一扇门，面向同一个方向，多少年来，根本没有半丝这样的感觉。今天怎么啦？
他转念一想，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准确地说，应该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他当大队支书兼大队长的第四年，当然，也是带领全大队社员开垦深山当自留地用的第三年。那一年，是玉湖坪大队“家家吃饱饭，户户有余粮”的头一年。也就是这一年，不知哪个别有用心的人，把开垦深山当自留地这件事儿捅到公社，自己险些被扣上了“走什么什么主义道路的复辟分子”、“什么什么阶级的带头人”等等上纲上线的帽子。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如果不是那群善良的玉湖坪人联名到公社，自己可能早被开除了党籍，免去了所有的职务。此刻，他又想到了那一幕，想到了纵使自己舍弃性命也难以报答乡亲情谊的那一幕。
那年秋收过后，社员们看着自家那满仓的粮食和装满土窖的红薯，大家心想，再也不用为来年的吃饭发愁了。想到这里，大人们笑了，孩子们也精神了。谁曾想到，当大家还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显贵叫到了公社，接受由社长亲自组成的专案组的审查。
“汤显贵，蔫（你）知罪么？”公社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杨威声拍着桌子，厉声喝道。
“杨部长，完（我）连错都没得，乃儿（哪里）来的什么罪哈。”显贵当时年轻气盛，当即回绝他说。
“蔫仔细想一哈（你仔细想想），自格儿（自己）犯了么得（什么）罪。”杨威声紧紧地围绕一个“罪”字不放，继续审问显贵着说。
“完（我）的杨副主任，完（我）的杨部长，显贵完（我）每天除了没白天、没黑夜地和社员一起劳动外，没得么得错（没有什么错），乃么（怎么）会犯罪呢。”显贵说。
“严肃点，这是蔫（你）在接受调查。不要乃么（不要那么）嬉皮笑脸的！”杨威声大声吼到，桑着的脸像“谁借他两斗米，还了一斗糠”似的。
“蔫吼么得不吼（你吼什么吼）？再给蔫（你）说一遍，汤显贵完（我）一年到头，除了和社员一起昼夜劳动外，没搞么得（没做什么）！”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显贵竟然和杨威声叫起板来。
杨威声见这样下去，除了两人大吵大闹一场外，不会有其他收获，干脆把这桩事交给专案组集体审问。他想，专案组集体审问时，不怕你显贵有通天的辩才，也无法一一应对专案组人员的提问。
“显贵，蔫就是一个横盘筋（你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杨威声无奈地说。“好哒（好了），今格儿（今天）阳气们儿（白天）就到歹儿（这里），晚些格儿（晚上）再找蔫（你）。”
“找就找，显贵完（我）没做么得（什么）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显贵理直气壮地说。
一个下午，显贵被安排到公社招待所里写检讨。
他拿着笔，不知道怎么去写，觉得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半个小时过去后，他面前还是几张空白纸，一个字都没写。他想了想，与其这么耗着，写不出来，不如乘此机会，好好地睡上一觉，还不知道晚上要搞到什么时候。想到做到，他连靴子都没脱，倒在床上“呼呼”地大睡起来。
秋末的黄昏，来得实在太快。显贵还没睡够，就被叫起来吃晚饭。
晚餐是和当时的乡革委会副书记、副社长唐典祝一同到招待所吃的。
汤副社长从头到脚，都是黝黑、黝黑的，裤管卷到大腿上，一口本来纯白的牙齿，受不了长期旱烟的熏烤，变成了深黄，与他眼睛上的那副500度近视眼眼镜，显得格外的不和谐。不过，他人很不错，是一个一心为群众办实事的人。据有些人传闻，如果他能稍微圆滑点，说不定做县长了。当然，这只是谣传，至于那条消息准确与否，不关别人的事，自然也就没人追根泡底。
他虽然是老牌大学生，但却是典型的工农干部。当时，在整个枝山公社所有干部中，他最为赏识的，就是显贵了。
安排他同显贵一道吃晚饭，很显然，公社一把手黎书记动了心思的。
黎书记，调到枝山公社当党委书记已经快五年了。他对显贵的做人做事了如指掌，他打心眼儿里佩服显贵这个年轻人，用他当时评价显贵的话说：显贵这小伙子，工作有冲劲，善于联系群众，根红苗正，很有发展前途。但碍于当时的形势，为给那些告状的人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他不得不组成专案组，把显贵叫到公社来，接受审查。
“显贵，蔫乃们（你怎么）和杨部长对搞哈？”唐典祝副社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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