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塔墓地，33号墓坑内。
陈翰与庄云鹏、张健波三人正蹲在坑内，清理着墓室里的随葬品。
还是老搭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从喇家遗址到凤凰山汉墓群再到这，陈翰已经与他俩搭档发掘了七八个探方了，互相之间也算是配合默契。
都不用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想要干嘛，工作起来效率非常的高。
“哎，也不知道这是哪位曾叔的墓，怎么曾国人都不太爱在青铜器上刻自己的名字啊？”
捧起一件青铜戈，发现上面又是只刻上了一句“曾叔自作用戈”的铭文，陈翰稍有些沮丧。
对于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来说，大家对“曾国”这个史书上记载稀少的西周诸侯国，是充满了未知感的。
不管是曾国的历代国君，还是大臣贵族，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多少影响。
曾国的社会情况，国家的制度、文化，民生，经济情况等等
几乎全都是一片空白。
所以陈翰迫切的想要从地底下，找寻到更多和曾国有关系的记录，最好可以还原出这个不被历史着墨的失落侯国。
可是很遗憾，文峰塔墓地这边出土的文物。
虽然说有不少青铜器铭文，但是大部分都只是写上“xxx制作”而已。
并且这里的人名，很多都只是“曾子”“曾孙”“曾叔”“曾叔子”之类的，连个全名都没有。
也就是曾侯舆的编钟上，简单说明了一下曾侯世系的出身，以及他参与吴楚之战的这件大事而已。
能够纪录更多信息的竹牍、竹简、木牍等物，都没有出现。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
这毕竟是一片春秋晚期的墓地。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春秋时期的竹简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说，根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以及商代甲骨文中的“典”、“册”等字符，可以看出早在商代，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
但是实际的考古过程中，不要说商朝，能够确认为西周时的竹简也根本没有。
偶尔发现的推断为春秋晚期的竹简，也饱受质疑。
能发现的春秋竹简，仅是寥寥无几的几段残简，文字模糊晦涩、很难确证到底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早期的竹简。
相对来说发现较多、成卷成册的竹简只能追溯到战国早期。
究其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贵族们，对文字的垄断比较看重。
文字和知识通常都是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上的，而且必须要严格保密，世代家传。
当时可不兴什么传播知识，教化百姓的说法。
春秋时的竹简书籍，主要还是被诸侯宗室贵族所掌握，并且严禁外泄，甚至是只有家主和继承人才可以学。
而且除了记录本国史料以外，其他书籍少得可怜，私家著述基本没有。
可能只有历代贵族自己总结出来，著写而出的“家传之书”，在各贵族家里世代相传。
也就是各家的家传之学。
而这种家传之学，是不可能在某一位贵族死后作为陪葬品，埋入墓葬之中的。
要是埋地底了，那子孙后代还学啥？
这其实也从某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再没有其他文字载体出土。
因为记载了知识的竹简，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品，是不可能拿来陪葬的，必须要留在家族中传世。
而更早的夏朝，为什么之在传世史书上看到，却没有任何出土文字，似乎也可以得到解答。
越往早，文字（知识）就越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且需要垄断保密的东西。
当时或许有类似竹简一样的文字载体，但是绝对会好好保护，不会带入地下。
而类似西方那种“石板”，华夏最早只能找到大约春秋时期的陈仓石鼓。
这只能说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华夏与欧洲不同，在夏商周时期并不兴在石头上刻字，是利用竹子或者木板来记事而已！
要到战国早期，诸子百家开始兴起，“知识”开始了第一次大型传播之后，才会有一些“士子”，将诸子典籍用来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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