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远东最主要的利益在于商业和航行，而为了保障这一利益，获得一个永久性的，可以驻泊军舰的据点是最好的选择。
在御前会议上，威廉提出了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港口的主张，不过港口具体选在哪里还需要认真商榷。
对此，瓦德西向威廉转呈了普鲁士贸易大臣的报告：“我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确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在这方面，我提议在台湾南部寻找立足点，比如大鹏湾，该地区在六十年代已为奥伊伦伯爵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所关注，被认为适宜并建议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
历史上，1859年普鲁士政府派往远东一个外交团，它访问了锡兰、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爪哇等岛国和地区，途经曼谷、加尔各答等，于1862年回国。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国军队与清军决战时期，他们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代表团甚至建议“可以台湾南部居民和普鲁士军舰‘易北’号发生冲突，或以这个岛上对德国商船的偶尔袭击为借口”，占领该岛。只不过当时普鲁士的精力主要在欧洲，而且国力有限，因此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赫伯特和比洛两人从外交层面考虑，认为台湾历来为法国、美国，现在又为日本所觊觎，虽然台湾南部的某个港口在从经济地理上看地区是十分合适的，不过“还是应该选择不和友邦冲突的地方为好”。
两人推荐的是舟山群岛，他们援引1870年李希霍芬教授考察中国后呈送外交部的报告说：“作为一个自由港，在一个像普鲁士的国家手里，舟山可以得到一个使人推崇的地位。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这个口岸易于设防，位于中国沿海南北的主航道上，利用一支舰队可以控制华北及日本的海上交通。就商业价值而言，这里比邻上海，位于长江口外，经过发展，很有希望建立起一个‘德国的香港’。”
他们十分肯定的建议道：“舟山一旦归入德国的名下并以自由港开放贸易，不久就可以将上海一部分商业拉过来，并且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非常发展将渐渐超过上海。在中国沿海，最具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据点，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那就是舟山。”
帝国海军总参谋部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的讨论，台湾、澎湖列岛、大鹏湾、舟山群岛、厦门鼓浪屿、胶州湾、三门湾等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
海军大臣霍尔曼在给威廉的正式呈文中说道：“所谓军港者，应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人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时候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并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在国外和平及有秩序的状态下，军港的利益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
霍尔曼提出，在中国至少要获取两个这样的军港，“一个在我们的利益范围的北部，一个在其南部”，具体地点的选择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个宽敞的海港，各方面不受海与风的影响，并有优良的停泊地点，就海港附近土壤的性质而言，建筑货站、工场及船坞时，必须没有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二是地点必须位于主要交通线上，且有商业价值；三是在天然的特点方面，必须能提供建筑要塞的有利条件；四是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列强军港过于靠近。根据这些条件，霍尔曼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组合：一组是舟山与厦门；一组是胶州湾与大鹏湾；一组是朝鲜南端莞岛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
新任海军司令科诺尔在和威廉的谈话中则坦言，舟山实乃帝国在远东最有价值之据点，除此之外胶州湾是“第二最适宜”的地点。
对于海军方面的建议，赫伯特和比洛认为，厦门是条约口岸实不可取；大鹏湾和澎湖列岛属于台湾范围，亦不可取；莞岛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且一直被英国注意所以更是不可能。
舟山虽然也是英国梦寐以求的，但是似乎并未有明确的条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情况下，德国未必不会获得这一宝地。
两人也坦诚，如果舟山实不可得，则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说不上优良，但胜在阻力较小，除了中国政府外再没有哪个国家会特别反对。
对于中国地盘上的东西，威廉自问比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们懂得多一些。
不过赫伯特的结论倒是不差，舟山的确是中国沿海形胜之地，只不过长江口一带乃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大端，德国占据舟山等于给长江航运上了一把锁头，钥匙却不在英国人手上，所以英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其实，英国也深刻了解舟山的价值。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攻占定海，之后由于一场疫病的爆发，全军减员三分之二，这种情况下，义律才被迫撤回香港。不过，英国既然无法获得，其他国家自然也别想占据。1846年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规定：“中国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英国给以保护。”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