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来信（6）
向明：
前天的信还没收到吧？这么急的跟你写信，是因为我有很多话要说，只要你愿意听和看。
前天晚上，我和你爷爷爸爸妈妈及村里十几口子，给林和钧老人祝寿去了。林和钧老人大概是你们全县年龄最大的，一百一十一岁。老人身体健壮，除耳背，没别的毛病；前天我还见他骑自行车在大队部溜圈，一把银须飘然，两双虎头鞋贴脚，直綴大褂，裤脚绑腿，紫皮铜质，鹤顶金面，声朗音清，齿固牙牢，分明仙翁显世，天尊转身。
因为人多，寿宴在大队部举办。老人喜笑颜开，安详执重，喝了一两多酒，饭菜中人；老人一直坚持到宴会结束，笑看后辈喧哗吵闹，觥筹交错。据你爸爸说，这是村里人给老人做的第十次寿宴。那年，老人儿子辈的孩子都走了，村里看着恓惶，和老人孙子曾孙玄孙们商量，共同为老人做寿，老人孙子们说好，老人听了很高兴，一口答应下来。
老人年轻时学过很多手艺，捏吹糖人、纺线织布在行，还是个锡匠；我问他，这些活还能拿起来吗，他说家伙什都在，二十多年没动过了，就怕生了；我问他能不能重拾，他说，得个空试试。老人如数家珍似的跟我扳着手指数村中那些会旧活的人，让我惊奇的是他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把恢复传统手艺传承后辈的话给他一说，他连声说好好好，问我什么时候办。我说回头和村长商量下。
昨天上午十点，你爷爷喊我去山上割草，就是割黄草和艾草。
北方庄东西北向全是山，九月秋深，山上的草木开始枯黄，漫山遍野的黄草艾草如铺如蔓如褥如茵；上午的阳光刚把草叶上的露水晒干，草叶抓到手中，还带着一丝潮润；黄草的蒲棒圆绒绒的，一支支像纺线锤像谷穗像金锣火腿肠。黄草码好用作房屋缮草用，经年不烂；又可以编做苫席。蒲棒的药用价值比较高，消炎止血，抑菌退肿，效果很佳。艾草收割后，编成辫子状，晒干点燃，如同沉香，既能驱邪味又能祛蚊虫，许多燃香内含艾草成分；我记得小时候，见父亲常点燃用艾草编织的艾绳作火源，点焊烟甚至引火烧锅。
山上的草木，多是集体国家的财产，没有承包，在哪个村庄属于哪个村庄管理。树木没有人敢随意砍伐，这些一丛丛一簇簇的艾草黄草，一般生长在山半腰之上，那里没有梯田，这些草就没有归属。公社化时期，归各村庄集体所有，每年秋季，各村委统一收割。那时候，这些草类植物，用处很大。农民的房屋多是草房，房屋上的缮草有用麦秸的，有用稻草的，都不如黄草经得起风吹雨淋。三十年前，分产到户，北方庄的这些植物没有了归属，当初，谁家用得着谁家去割，哪里长势好割哪里，糟蹋的不少。后来，还是村委会收回，集中收割分配。这几年，人们富裕了，这些草虽然收割了，但派不上用场，往往被当做火料烧了。不过，烧归烧，仍然由村委按时集中收割。
我问你爸爸爷爷，能不能调查下市场，看这些草料有市场价值，他们说，因为这类草物都是原始状态放置，难看也不卫生，虽有医用价值，但用法太土，所以无人过问。我认为，也许几年后，人们的反刍意识觉悟了，会想起这些最原始的草木的作用。春天的艾草叶子可以摘下食用，秋天的艾草可以碾碎提炼成香料，利用艾草馨香清神的作用，做具有医用效果的枕头填料；如果人工种植规模大了，有可能形成工业生产能力，是一条致富之路。他们听后，觉得有理，却不知道如何做。我说，让我联系下有关部门，看看有这种可能不。
刘嫂送来午饭时，我问她，今天是个什么节日？你们过吗？刘嫂看着我说：“今天初九了吧，不是节日。你怎么问这个？”我说：“初九重阳节啊。”刘嫂说：“这个节啊，知道，但从没过过。你们城里人过吗？”我说：“这个节日比较古老了，春节、清明、端午、仲秋、重阳，是我国传统的五大节日，现在看来，前四个节日人们还记得，重阳节没人记得啦。”刘嫂说：“除了春节，端午节，农村人还记得吃顿饭，再就是清明，别的节虽然记得住也能想起来，可没人去过啦。可能城里人闲的发慌，没事就过个节什么的。”听了刘嫂的“高论”，我笑了，说：“可能像你说的吧。农村人太忙，一年从头到尾哪有空闲，再说经济条件或者不允许.....”刘嫂打断我的话说：“现在经济条件很好了，天天像过年。节日想不起来过，主要是没那份闲情逸致。”
我很赞成刘嫂的话，因为解放后几十年的破旧立新，也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待见，多少隐含很高文化价值的节日逐渐被人淡忘，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我们中国有世界很多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这些节日，我们不认真研究罢了，但不能忘记她；如果不及时挽救，也许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青年人就可能回答不出重阳节是怎么回事。
我问刘嫂记得“久在异乡为异客”这首诗吗，刘嫂迅速背诵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并且问我：“陈教授，你是不是想家了？”
我说：“我没有家了。老伴三年前离我而去去，两个孩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南方，按老话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孩子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常回家看我，我现在是一个人的家。”
刘嫂静静地听了片刻，又说：“现在的社会，人的流动太大了，自由也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过去，父母是孩子这个风筝的线，牵着他们，飞也飞不远；现在父母是孩子手里的线，愿意牵着你走，就跟这孩子走游，不愿意要你了，线就断了；你看我们村，本来就不大，年轻人看不到几个，全是老人孩子，八九十岁以上的几十号，人们都说我们这里是长寿村，政府差点树碑立传了，可老人有谁陪呢？”
刘嫂的话，说中了农村现实，就如我自己说话。这是我和刘嫂结识以来谈的最多的一次话，我再一次对刘嫂刮目相看。刘嫂又说：“心情不好出去走走，重阳节不是登高吗，你去山上看看，东边那座是这一片最高的长龙山，约上老书记去。”我说：“老书记年龄大了，怕爬不上那座山了。”“老书记壮着呢，他能行。”刘嫂给我解释。
我忽然想起什么，问刘嫂：“老书记今年七十八了，早该休息休息，怎么还当村干部？”刘嫂说：“没人当啊。本来我们这个小村和山下的那个王家庄是一个大队，原来两个村的书记我们老支书一个人当着，后来，跑上跑下的不方便，王家村有了自己的书记和村长。当初镇里想着换一个年轻人，可没有一个愿意当的，老支书就这么带下来了。镇里大概也想着我们村太小，没什么大事操心，就这么让老支书一直干着。镇里也曾让老支书推荐一个继承人，但推荐谁谁跑，外出打工去。据说，老支书年底坚决不干了，推荐他大儿子王昌林干。”
“就是那个王向明的爸爸？”我说。
“对，”刘嫂说：“镇里没意见，王昌林也同意了。”
刘嫂不但说话流利，而且消息很灵。
“午休后，我喊王昌林去。”我说，“不知道他有空没有。”
刘嫂说：“他山上放着头牛，下午要去牵牛回家，你能碰上他，不用喊。”
“那好，”我说，“有他陪着不愁没人说话了。”
“是吗？”刘嫂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怕没人陪你说话？你不是有这些书陪着你吗？”她指指橱子里的那摞书。
“可能今天是重阳节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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