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去的路上，梁一飞一直在想那个瘦女人讲得话。
说是自己找她聊天，其实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听那个瘦女人自己碎碎念。
她的那些话，不能讲全有理，但的确有很现实的一面。
以前厂子里的这些工人，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像一颗螺丝钉，死死的钉在一个岗位上一辈子，加上终生铁饭碗和微薄的收入，让他们即没有条件，也没有动机和能力去学习其他知识，充实自己。
大规模的改革之下，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这批人唯一的下场就是只能被牺牲。
可归根结底，这些人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至少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是过着一样的生活。
好人，坏人，懒人，勤快人，在时代的车轮下，并没有任何区别，只能被碾压而过。
对于他们而言，这并不公平。
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事，如果再不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要吃不上饭，之前出事的制药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外商接手后，一批人生活陡然困难起来，可毕竟还有另一批在岗的人，收入提高了，久而久之税收提高、物资丰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会好起来。
可因为出了这个事故，外资撤离，制药厂重新被国资局收回去，厂子里所有人再一次吃起了最廉价的大锅饭，这锅饭能吃多久？最后的结果，恐怕是所有人都饿死。
作为一个企业家，梁一飞从来都认为，追逐利润没有错，甚至可以说，在法律的框架内，追逐利润，是企业家最大的道德。
可是今天这趟厂区之行，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一丝触动。
难道，企业家个人价值的实现，一定要建立在牺牲一批底层的基础上？
个人的智慧能力，穿越带来的优势，难道就不能在实现个人理想的前提下，再去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过得更好一些吗？
也许自己穷尽一生，也没法让多少人过得很好，可就像那个故事里说的那样，小男孩救不了全世界被搁浅的鱼，能救一条是一条，因为对于被他救下的任何一条鱼而言，鱼的整个世界，会因此而改变。
以前他跟记者聊，跟梁副处长聊，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全是自我利益。
可今天，他是第一次认真的思考，企业家，到底要不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从社会上攫取利润，踩着数不清的底层的尸骨爬上巅峰，那是不是应该对这个社会负责，对那些成为垫脚石的尸骨负责？
纯粹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没必要。
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主动愿意当垫脚石，主动牺牲，成就他人，相反，有成就的人，排除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家伙，大多数像自己这样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智力，以及更多的付出。
除了自己，没有必要对任何人负责。
可是，如果再深层次的想一想，一个人赚了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要看着面前的人间，化为炼狱，满地尸骨，唯己独存？
今天这场国资局组织的‘参观会’，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来的这一批老板中，不止一个像梁一飞这样开始重新思考。
很多人心底里，不约而同的冒出来一句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兼济天下本身，也同样是一种境界非常高的人生追求，对于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有个其他任何成就都无法比拟的效果。
回去之后，有几个私企老板就聚在一块聊今天的见闻。
30年后，企业家喜欢讲情怀，动不动把情怀挂在嘴边，但梁一飞太清楚了，不能讲全假，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怀，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标榜和炒作概念的噱头。
而在当前，第一批富起来得企业家中，很多人，的确真正怀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并且愿意为了这份情怀，牺牲很大一部分个人的利益。
时代不同，造就的企业家也不同，三十年后，那些满肚子文化科技、看起来更加文明的精英们，往往比这个年代的大老粗企业家，更加没有底线，更加不择手段和唯利是图。
“我知道，有些人今天是真正有触动的，有些人呢，嘴上讲得好听，心里依旧不以为然。”梁处长在最后聚餐的时候，很严肃的说：“我不评论是非对错，但是作为国营企业管理单位，我还是那两句话：第一，谁捅出了篓子，谁自己擦屁股，擦不干净，后果自负！第二，企业改革还是要进行，不改革，那就是等死，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会更加严谨认真的去选择合作对象，有些为富不仁的人，我们一定是排除在外的。”
……
……
参观完旧的居住区没两天，梁一飞把华强厂的财务室主任，主办会计邹玉茹找到了办公室里来。
华强厂的下岗名单基本定下来了，加上那些离退休的职工，凑了个整数300。
直接让这些人拍屁股走路那肯定不行，所以梁一飞之就跟邹玉茹交代过，拿出一个补偿方案来。
大致的方法，倒是挺巧，和那个出了事的制药厂很类似，分几年走。
具体待遇有所不同。
华强厂下岗工人，分三年，第一年拿80%工资，第二年，拿50%，第三年，拿30%。
当时这么一算，按照当前满额工资平均330块钱，第一年一个工人拿3000出头，厂子里每个月支出八万五的样子，一年支出90万出头；
第二年接近工人每年拿两千，厂里每月支出5万出头，一年63万左右；
第三年，工人每年拿1100左右，厂里每月支出3万出头，一年38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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