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的农村，经济还很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朴实勤劳的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天土里刨食，温饱还没有彻底解决。谁家的孩子长大了也只能算个劳动力到生产队挣工分，没有别的挣钱门路可寻。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都不知道自己一天能挣多少钱。
那时队里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收入，靠天吃饭。年头好了丰收了就能多分一些钱。大部分的资金是卖征收粮取得的。一斤玉米八分二，一斤地瓜二分五。有时候队里养几头母猪，卖几头小猪崽增加一点收入。后来政策允许可以搞点“副业”了，从此队里有了采石厂，打石头卖钱，再可以出卖劳力去附近的盐场挣点劳务费。这样以来日值也随之上升了一点，由原来的3-4角钱逐渐提高到5-6角，最高时达到8角多。这在当时，全公社也算最高水平了。当老百姓听说能分8角钱的消息后，都乐得奔走相告，那个高兴劲儿，就像中了彩票。
我当了一辈子会计，当时秋收分配的一些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日值的计算，有时侯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三位数。记得有一年是六角一分三厘。因为那时老百姓一到年终岁尾最盼望的是自己能收入多少钱，最敏感的是每个日值是多少，比上年多了多少，哪怕高一点点，他们也高兴。这给我们做会计工作的员增加了不少难度。要知道那年头也没有计算器，全靠算盘珠子拨拉，这也让我们练就了一手打算盘的“真功夫”。每年秋后结账时，各个生产队的会计都集中在大队会计室（因为我们是大队核算），有时候通宵夜战，打老远就能听到屋子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
那些年我们的会计工作其实是繁杂的，业务量很大。光是社员往来帐就足够人忙活的了。因为当时生产队与社员之间所有经济往来都不是现金交易，而是打白条记到帐上就行，秋后再一起算帐。大到粮食分配、买个小猪崽、使用一个瓦工等等；小到买一个筐，二斤茄子、5斤小白菜（生产队有菜园子），都不用付现金，盖个章记到账上就可以了，以社为家嘛！而所谓秋后算账，似乎也是一句空话，因为秋后分配时，不管你的帐有钱没钱，口粮照常分给你，除了工人家属需要交口粮钱以外，所有人一律按人头分粮，打白条记账。
我们为了早一天把帐算好，争取早一天为老百姓开饷，所以每年年终时都要挑灯夜战。当地供销社也会不失时机的提前备好商品，因为那时候计划经济时期，各种商品都很紧缺，货源很不充足，老百姓平日里手里也没有钱，都等到开饷的时候集中购货。所以如果我们村开资晚了一步，供销社来的货就被邻村的人给抢购光了。那时候大多是晚上开饷，因为信用社的人白天没空，晚上可派人过来帮忙顺便把钱带过来。等到第二天早上，你会看到供销社还没开门，门口就聚集了一大群人，便呼啦啦一下子涌进屋内柜台前，举着手里的钱，他要买这个，他要买那个，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都不知该接哪份钱好了。有时候拥挤差点把柜台都挤倒了。
我们家这几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因为爹多了我和妹妹两个帮手。当时我和妹妹一个在大队当会计一个在小队当会计，挣的都是满分。爹是木匠铺的负责人，是掌尺的也是挣的最高分。要不是这两年还买房子的债务，早就有余钱了。终于1965年年终分配时，w.uknsｈｕ不仅还清了所欠的所有外债，扣除口粮等花销，最后还剩下了270元，老爹乐得成天合不拢嘴的。
那时生产队年终开饷时资金往往不能全部到位，必须分两次开。这年首次只能开60%，我们家能开160元。开饷那天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带着钱过来帮忙分发现金，同时当场吸收存款。每家每户的钱都不多，全大队才一两万元。开支前信用社的人向大家作着宣传，希望大队积极存款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爹早早的来到会计室。自从我当了大队会计之后，加上这两年也没剩钱。每年开支时爹都没来过现场。今年我们终于有了余钱能够开饷了，爹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有意让爹体验一下领到钱的滋味，便建议爹亲自去开晌。爹爽快地答应了。轮到我们家的时侯，爹笑容满面的来到桌子前，对信用社得人说：“我存，我存100元！”这是爹在家时就计划好了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写好了一张存款单，连同剩下的60元钱郑重地交到爹的手里。我看见爹接过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存款单在油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他生怕弄丢了似得一直用手捂着走回了家。
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存款单啊，100元，数量不多，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全屯子也只有二十几户存了钱，数量都不大，最多的存了200元，少的也有存20元，50元。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从此以后我们家摆脱了贫困。这一年的春节我们过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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