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2日生于英属黄金海岸阿克拉。信奉天主教。父亲詹姆斯·拉姆齐·约翰是苏格兰人，1907年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的道格拉斯堡，是一名化学药剂师，早年在加纳渔业局任职。母亲维多利亚·阿格博图是埃维族人，1910年生于加纳沃尔特地区凯塔附近的小镇，曾在克里斯琴博堡（原英国总督官邸，独立后为加纳总统官邸）当厨师。
罗林斯在1961——1965年求学于阿克拉著名的阿奇莫塔学院。1967年8月25日应征入伍，同年9月进入塞康第-塔科拉迪空军飞行训练学校受训。1968年3月在加纳特谢军事学院学习，荣膺“快鸟”勋章。1969年1月毕业后被授予空军中尉军衔，在加纳空军第四中队当战斗机飞行员，被誉为王牌飞行员。1978年4月晋升为空军上尉。爱好骑马、射击、赛车、打球、游泳和特技飞行等体育活动。
1979年5月15日，罗林斯率领百余名空军人员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空军基地，袭击了附近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所在地缅甸营。罗林斯企图一举夺取加纳武装部队的指挥中心，从而控制全国军事力量而夺取政权。因走漏风声，力量单薄的政变武装在武装部队总部遭到顽强抵抗而受阻。忠于政府的机械化部队出动坦克、装甲车保护总统府、陆军司令部、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阻止了叛军的占领。在政府军的猛烈反击下，政变武装节节败退，最后退缩到空军基地。当眼看政变即将完全失败时，罗林斯单独驾驶一架轻型战斗轰炸机，在阿克拉上空盘旋，准备轰炸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和军政府领导人的官邸，企图挽救政变失败的命运。阿克拉市民聚集在街头或站在楼房顶层颇有兴趣地观看罗林斯上尉驾驶的飞机躲避高射炮射击的精湛技术。一场残酷的流血的军事政变，却变成了一场引人观赏的飞行技巧表演，使阿克拉市民对罗林斯的勇敢表现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好感，这是罗林斯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对他的未来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天上午10时许，据守空军基地的政变武装投降。下午1时，阿克拉电台广播武装部队司令部一项特别声明，宣布政府已平息了一次“叛乱”。在政变失败的危急关头，罗林斯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被逮捕入狱。
由于罗林斯上尉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英雄”，军政府领导人不敢秘密将他处死，以阴谋策动兵变和以暴力推翻军政府的罪名交付军事法庭惩处，并宣布于1979年6月4日开庭审判。出乎军政府领导人意料的是，6月3日晚，罗林斯的一批同情者，手持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在门卡达审判庭上自我辩护词的小册子（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聚集在阿克拉市区的陆军司令部前示威，抗议最高军事委员会企图处死罗林斯，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罗林斯。6月4日上午，当被士兵押解的罗林斯昂首挺胸走进法庭，拥挤在法庭内外的士兵和平民已在热烈鼓掌向他致敬。当罗林斯为他正义的爱国行动作辩护发言时，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审判中，罗林斯痛斥了政府的腐败。军事法庭以阴谋策动推翻军政府并企图在加纳进行“埃塞俄比亚式清洗”的罪名，判处罗林斯死刑。这一宣判引发法庭内外群众的强烈抗议行动。在罗林斯被监禁时期，监狱中的监守人员不允许亲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人员进入关押罗林斯的禁闭室，以防止他被暗杀。
罗林斯的辩护词迅速传遍全国。多数加纳人对罗林斯爱国的“崇高动机”表示敬意。在武装部队中也引起了震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对罗林斯表示同情。要求释放罗林斯的传单甚至贴到首都地区每个兵营的墙上。军政府首脑阿库福将军还收到不少的警告信，有的说：“如果你们胆敢动罗林斯上尉一根毫毛，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因此，最高军事委员会不敢贸然处死罗林斯。
自1966年2月加纳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恩克鲁玛政权建立军政府以来，不但未能治理好国家，反而愈来愈糟，造成政治的极端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这使加纳这个黑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却成为非洲最不安定的国家之一。其原因是不少当权者和高级官员，特别是军政府的执政集团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大肆贪污受贿，敛财自肥，把加纳政坛搞得乌烟瘴气。由于经济管理不善，走私贩运盛行，投机倒把猖獗，囤积居奇肆虐，是这个黑非洲原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每况愈下。正如财政和经济部长克韦西·包奇韦所言，加纳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国库债台高筑，1978—1979年度的内外总债高达94.62亿塞迪，为该年度政府财政收入的3.74倍，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部分加纳人开始怀念国父恩克鲁玛和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事实上，以阿库福将军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已承认军人执政的失败，作出了6月18日举行全国大选的决定，准备在大选后将政权移交给民选的文官政府。
加纳独立后，培养了一批年轻军官。这批年轻军官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不满社会的腐化堕落，积极探索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因为他们握有枪杆子，成为加纳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罗林斯早就存在清洗武装部队和政界中的败类和腐化分子的思想，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军官组建了“起义委员会”，策划政变计划。参加“起义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约有数十人，基本是下级军官和士兵。罗林斯甘冒生命危险发动军事政变，是加纳武装部队中激进的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反映。罗林斯主导的这次军事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人心所向，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1979年6月4日，一群支持罗林斯的少壮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从监狱中救出罗林斯，拥戴他为领袖。由于政府军军心涣散，大部分高级军官畏死惜命，躲在家中或去向不明，各部队大多持观望态度，而亲军政府的部队出现倒戈，使局势出现戏剧性的逆转，原本力量单薄的政变部队逐渐占据上风。经过反复激烈的战斗，政变军人攻下了陆军总部、警察总部、步兵第一旅旅部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米杜将军被迫投降，并命令忠于军政府的抵抗部队放下武器支持罗林斯上尉，6月5日下午，政变部队已逮捕了除主席阿库福以外的所有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7日，躲藏在天主教会秘书处的阿库福到空军基地自首。至此，罗林斯的第二次军事政变最终推翻了以阿库福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加纳的历史进程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政变成功后，成立了由11名军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32岁的空军上尉罗林斯任主席，是加纳最年轻的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是博阿基耶·贾恩上尉，其他成员有门萨·奥波库少校、门萨·贝德马少校、二级准尉奥本、二等兵奥武苏·阿拉、一等兵加齐科、下士奥武苏·博阿滕、上士亚历克斯·阿杰伊、一等兵彼得·塔西里·阿宗博、赫·西·阿帕洛中校。很明显，最高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尉官和士兵手里。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校级军官都是在政变和反政变较量时站在政变一边，对政变的最后胜利起了一定作用。革命委员会命令武装部队中的将领一律退役，任命丹·普拉上校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斯·奎努上校为陆军司令、贾巴阿空军上校任空军司令、达济海军中校任海军司令、赛义杜·阿约马中校为边防军司令。罗林斯是一位颇有卓见的政治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必须交给军事专业人员和在武装部队中有一定权威的高级军官担任。
以罗林斯为首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为了稳定政局、复苏经济和建立一个廉洁的政权，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1.实现在短期内还政于民的承诺；2.发动扫除贪污腐化的“大清扫”运动；3.加强市场管理以复苏经济。加纳人民深受长期的动乱之苦，尤其痛恨军人统治，渴望恢复文官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内部在是否“还政于民”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军人应继续执政，但以罗林斯为首的少数派力排众议，坚持交权的主张，宣称“革命”的目的首先必须考虑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决不是为了做官而“革命”。由于罗林斯的威望及其影响，最后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尽早“还政于民”的决定。预定1979年6月18日，即政变半个月时举行大选，以希拉·利曼为领袖的人民民族党在大选中获胜，利曼当选为总统。9月24日，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以利曼总统为首的文官政府。罗林斯要求利曼首先应在人民民族党内部进行纯洁的清洗，组建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
革命委员会执政后，罗林斯强调为了加纳的健康发展，必须开展一场反对社会非正义的“战争”，扫除加纳政治中的恶瘤和扰乱经济的毒素，其弊端的主要根源来自将领们的贪赃枉法。于是，革命委员会作出“大清扫”运动的决定。这项运动的矛头是针对武装部队内部贪污腐化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人所周知，原边防司令乌图卡被赐誉为“走私司令”，他利用查私禁私之权大搞走私活动。加纳舆论称国家元首府已成为交易所，缅甸营（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变成了贸易公司，武装部队是商业部，警察部队为走私大队。政府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流入将军和校官们的腰包，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外银行有私人存款。
罗林斯公开表示，“为了把这个国家清除干净，需要流血”。革命委员会命令历届军政府的要员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宣布冻结81名高级军官和11名与军界勾结的大商人的银行存款和其它财产；对破坏国家经济、贪污国家财产和勒索百姓钱财的官吏进行审讯。不久，前军政府三位首脑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中将（1969年4月2日-1970年8月7日）、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上将（1972年1月13日-1978年7月5日）、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库福中将（1978年7月5日-1979年6月4日）和前外交部长罗杰·费利上校、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伯特·科泰少将、前海军司令乔伊·阿梅杜楠海军少将、前空军司令乔治·伊瓦·博阿基耶空军少将、前边防军司令爱德华·克瓦库·乌图卡少将等8名军界要人，被人民法庭以贪污腐化罪名判处死刑，并在加纳特谢军事靶场被立即枪决。
革命委员会的“流血治疗法”的做法，获得多数加纳人的支持。加纳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罗林斯军政府整肃军界的行动。但引起加纳上层社会、高中级官员和军官的恐慌，在武装部队内又出现了策动政变的秘密活动。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向加纳新领导人发出停止“枪决前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的呼吁。在国内外压力下，罗林斯在6月30日向全国的广播中宣布，他的政府今后不再处决前军政府罪犯，将把经过审判后的罪犯送农场服劳役或再教育中心。
为了整顿经济秩序、增加国库收入和抑制物价，罗林斯军政府对加纳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如工商业必须立即缴付拖欠的税款，政府收缴囤积居奇的粮食和日用品，强制压低物价，超出限价出售商品的商人被当众鞭笞或游街示众，对与官员勾结营私的企业主给予重惩。但在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同时也伤害了本小利微的小商人。经过整顿，工商业企业纷纷去税务局缴纳欠税，市场的物价开始下降，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以身作则，一扫过去军政府领导层的腐败作风。委员会成员不住豪华舒适的官邸，他们不参加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集中在国防部办公，并拒绝一切特殊待遇。显示了军政府的领导集团廉洁奉公的作风。
罗林斯和其他革命委员会成员以身作则的“革命作风”，为加纳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有利于加纳政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加纳经济的改善。
被历届军政府批判的恩克鲁玛，又重新获得了公正的评价，恩克鲁玛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受到尊重，在某种形式上，作为革命委员会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但革命委员会并没有狂热的、无条件的照搬。
革命委员会坚持“还政于民”的保证，仅执政3个月就将政权交给新当选的以希拉·利曼为领导人的人民民族党政府，建立了1966年军事政变之后第一个真正民选的文官政府。这使多数加纳人对少壮派军人控制的武装部队的形象有所改变，使武装部队与人民之间、特别是武装部队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组织之间有了沟通。
1979年9月，加纳军政府首脑罗林斯上尉力排众议，说服激进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在执政三个月后就实现了“还政于民”的诺言，将军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民民族党及其主席利曼总统，开启了加纳第三共和国时代。然而，希拉·利曼总统却把主动交权的少壮派军人集团视作潜在的反对派，并把他们的领袖罗林斯视为最大的隐患。于是，利曼政府采取手段打击前执政集团。首先，先后将前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派遣到国外，使他们与加纳政治脱离直接的接触。1979年11月27日，罗林斯被利曼解除军职，并勒令从武装部队退役，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国务委员会委员。利曼政府又以清查前革命委员会经手的税收去向问题，对罗林斯及其军政府进行恶意的诋毁，否定革命委员会发动政变及其执政时期整肃政界和武装部队中的贪污腐化、复苏经济的一切功绩，甚至发展到对1979年6月军事政变者劫狱解救罗林斯的事件向罗林斯发动人身攻击，还株连其家属，将在总统官邸工作数十年的的罗林斯母亲解雇。利曼政府的一系列政治诬陷的行为，为许多正直的加纳人所不屑。
对于利曼政府的背信弃义和胡作非为，罗林斯愤怒了，重新投入政治斗争，他多次拒绝政府安排的出国学习机会，经常出入学生或青年的集会，发表演说，揭露利曼政府的欺骗行为和腐败无能。罗林斯被迫害的情况，受到多数加纳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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