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之所以能够消灭函谷关外的其他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军功封爵制度，而其军功封爵制度的根本，不在爵位本身，而在与爵位直接对应的土地。
军功封爵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士卒，前仆后继、悍不畏死地冲杀征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封爵背后的赐田。
因为拥有多少土地，是与士卒父母妻子家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直接相关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拿土地封赏有功士卒，成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预备大力推行的基本决策。
而崇祯皇帝决定那朝鲜北部土地封赏东江镇有功将士的这番话一出口，自然是说得三位军机大臣哑口无言。
这种慷别人之慨的做法，虽然显得有点无赖，不过却一定会受东江镇将士们的欢迎。再说了，谁让朝鲜如今也是敌国之一呢。
而拿敌国的土地，封赏作战有功的将领士卒，也正是皇帝和军机处新近批准颁行的《军人功勋封赏条例》的一个基本原则。
说起来，大明朝的爵位制度，确实比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严格得多，除了宗室和外戚之外，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坚持了非军功不得封爵的原则，而且只有三等，就是公、后、伯，非国姓生前是不能封王的。
这一条，就是到了南明的前期，也仍然在坚持。比如说郑成功，为了封他一个延平郡王的爵位，南明朝廷不得不又给他赐了一个明朝的国姓。这也是后来人们称呼郑成功为国姓爷的原因。
为了得到一个郡王的爵位，郑成功甚至改姓叫作朱成功了。
当然了，到了永历年间的时候，南明已经穷途末路了，对爵位的封赏也开始泛滥起来。李定国、孙可望等人都封了一字王，而且也没人再提赐姓的事了。
不过，在历史上，毛文龙到死也没有得到封爵，而反正归明的刘兴祚就更别提了，不过是由原来的建虏复州总兵，改任为大明这边的金州总兵而已。
这一世则不同，毛文龙一战封侯，东江镇并未受到多大损失，但却收获巨大。
不管是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其麾下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本人平生夙愿得偿，其麾下人人升官的同时，也得到朝鲜大批土地，可谓是一本万利、皆大欢喜的结果。
至于刘兴祚的平壤伯，则是让他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反正归来，肯定不会比在建虏那边差，但是作为大明辽东开原卫汉人世家出身的刘兴祚，当然知道要想在大明的等级体系之内封个伯爵有多难。
毕竟现在还不是满清入关之后、大明风雨飘摇的年代，最重要的是他本人还投降了建虏好几年，曾经跟着建虏大军先后与辽东镇、东江镇、登州镇打过许多仗。
所以刘兴祚原本想着，反正归来之后，能够继续做个总兵就不错了。
因此，当他看到朝廷的封赏旨意，知道自己也被封了伯爵之后，心里非常高兴。
尽管如今的平壤城，还在朝鲜人的手中，还需要他这个平壤伯亲自去夺取，而作为东江镇右路总兵官，自己将来还是要受东江镇大帅安东侯毛文龙的节制，但他依然对此感到满意。
当然令他尤其感到满意的，则是那些个跟随自己兄弟多年的复州汉军，如今终于有了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同江两岸的肥沃田野，可以尽情地去占据。
这些复州兵中，有不少人是辽阳、沈阳沦陷以后就跟着自己兄弟混生活的，其中有的甚至从铁岭开原沦陷之后，就跟着自己兄弟打天下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也不过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已。
包括东江镇的士卒，以及这些士卒的父老亲友，绝大多数都是逃亡朝鲜或者登莱的辽东汉人难民，朝思暮想的就是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对他们来说，朝廷将鸭绿江以东、大同江以西的土地封赏给他们作为立功之奖励，要比给他们每个人发上几个银元，更令他们感恩戴德。
这些人中，其实有的已经在他们驻守的地方占了一些土地，但是没有朝廷的旨意，说不准什么时候朝鲜国王派人跑到京师一哭诉，朝廷就会让他们退走。
如今，朝廷明令将此地赏给了东江镇上下，已经占了地的，今后就名正言顺了，还没有占到的，也在毛文龙一声令下之后，纷纷从东江镇海上各岛以及岸上各城出发，按照东江镇各路事先划定的大致区域和先占先得的原则，跑马圈地，立碑标记。
一时之间，如今涵盖了近半个后世金家王国的东江镇上下，到处都是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而那些不甘于给东江镇占到了田地的将校士卒扛长工、当佃户的辽东难民，则干脆携家带口，跟着如今改了名字之后腰杆都挺拔了几分的孔有德，乘船前往朝廷新设的瀛洲镇守府垦荒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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