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五月乙丑，张献忠叛于谷城，罗汝才等起应之，陷房县。乙亥，削孙传庭籍，寻逮下狱。——明史
崇祯十二年五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张献忠，罗汝才在湖广谷城（今湖北谷城）的降而复叛，崇祯为了剿灭起义军，不得不又加征才停了几个月的“练响”，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已经大旱经年的河南陕西等地，老百姓已经过得“易子而食”了，还要面对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催收赋税。雪上加霜，加剧了明朝灭亡的脚步！
孙传庭本来剿贼有功，崇祯调他总督保定、河南，山东军务，本有看重之意。奈何他和当时的受崇祯信重的阁臣杨嗣昌关系不睦。推脱自己耳朵聋了，不接受任命！
杨嗣昌准备把孙传庭带来的“秦兵”，留下来给蓟辽总督洪承畴，守卫蓟辽。
孙传庭答曰：“秦兵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我所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从贼，……”
说白了，孙传庭不愿把秦兵留在蓟辽，而是要让秦兵守秦境。
这样的想法本没有问题，但是却因此得罪了杨嗣昌，加上和监军高启潜关系也不好。孙传庭上书求见崇祯，被他俩阻止，便托病不出。
杨嗣昌进谗言道：“其托词耳，非真聋！”
崇祯因此大怒，把孙传庭贬为庶民后，又逮捕下狱。
为了一时的意气之争，错过了大好时机，大明朝的党争就是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五月九日，王彦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贸易的第一站，日本九州岛的长崎港。
长崎作为日本德川幕府规定的唯二（另一个是平户），允许欧洲船只来往贸易的港口，那是相当的繁华，人口近十万，每年来往的船只，遮天蔽日，港口随时都是堵着几十上百艘大海船。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与英国人的一场海战，王彦捡了三艘战船，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本来三艘船是三方合力拿下的，一方一艘才是正理。最后，施琅表示自己没有权利接受战船，推辞不要！王政也主动说道：“彦儿你只有商船，没有战船，多有不便，二叔这船就送你吧，不过我战死的水手可就交给你抚恤了。哈哈”
王政可精明了，他自己战死了百十人的水手，抚恤可是一大笔银子，便推给王彦了。
王彦反而很高兴，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坐船改到了高大威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心里豪气冲天！
这艘船可以说是当时最巨大的战船了，当然前提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图纸被烧已经造不出来宝船了。
该船满员可载兵五百以上，共分七层，排水量可达惊人的2000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三艘或者四艘他原来亚哈特船的排水量。
王彦给它重新取了个名字，叫“座头鲸”号，座头鲸是海里面的大鱼，威风凛凛！比你这个什么女王号，霸气多了！
其它两艘船也是中型的盖伦船，排水量有800吨左右。分别叫做“河东”号，“大白鲨”号。
这种英国人改进的盖伦船比西班牙式盖伦船的船首和船尾低，抗风浪及远航能力更强。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帆船，一直要等到19世纪被铁甲舰取代，在近两个世纪里，主宰着海洋！
王彦将这艘加大版的盖伦船开进长崎港的时候，引来了阵阵惊奇赞叹之声。
这些岛国猴子见惯了大海船，可也没见这么大的船呀。高近二十米，停在那里像远古巨兽一样。很吓人的！
在施琅的带领下，一行人都下了船，往日本人专门设立的唐人屋敷（商业街）走去。
因为“岛原之乱”的缘故，现在的长崎港，成了唯一的日本对外贸易港，由德川幕府直辖。派专人管理，设长崎奉行两人，专门管理长崎港的民政与司法，对外交涉等事。一人在长崎，称为在勤奉行，一人在江户，称为在府奉行。
这二人就是日本德川幕府自“岛原之乱”以后，负责对外贸易的唯二官员。
日本从公元1636年开始闭关锁国，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人来港贸易。在1641年正式定制，不允许除了荷兰和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来日贸易。
所以日本贸易，大有可为呀！
只要自己能击败荷兰人，以后郑芝龙这汉奸投降满清了，还有谁能制得了我王牧之？想想还是有点小兴奋！
此时担任长崎奉行的是水野守政，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作为“上使”是德川幕府派的特派员，专门监督长崎的贸易。
适逢“岛原之乱”，作为德川幕府的重臣，松平信纲被派来镇压起义军，长驻长崎。
松平信纲是长崎的第一话事人，比那水野守政的话管用，因此，王彦一行在港内唐人屋敷安排住下后，又由王政领着，去拜访这个长崎奉行官，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才在去年的二月击败了作乱的“岛原”众贼，被转封武藏川越蕃6万石，此时意气风发，正在天守阁里大摆宴席，唱歌跳舞的，好不热闹。
他还没有就蕃，是奉了德川家光之命，要彻底解决这些西洋教徒的问题。
“伊豆守大人，门外有人称是大人旧友，是个明国人，叫王端辅，求见大人！”
这时一个旗本（贴身）武士进来禀报道。
“竟然是端辅桑到了，快请进来！”
松平信纲高兴的说道。
王端辅在日本经商十几年，自然认得德川幕府的重臣松平信纲。而且关系还不错，因为王政在日本还没有闭关锁国的时候，长期在日本经商。认识很多日本的大名，以及幕府重臣。
“信纲大人，好久未见了，这官是越做越大了！哈哈”
王政带着王彦以及王显，最后捎带着把施琅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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