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五月乙丑,张献忠叛于谷城,罗汝才等起应之,陷房县。乙亥,削孙传庭籍,寻逮下狱。——明史
崇祯十二年五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张献忠,罗汝才在湖广谷城(今湖北谷城)的降而复叛,崇祯为了剿灭起义军,不得不又加征才停了几个月的“练响”,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已经大旱经年的河南陕西等地,老百姓已经过得“易子而食”了,还要面对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催收赋税。雪上加霜,加剧了明朝灭亡的脚步!
孙传庭本来剿贼有功,崇祯调他总督保定、河南,山东军务,本有看重之意。奈何他和当时的受崇祯信重的阁臣杨嗣昌关系不睦。推脱自己耳朵聋了,不接受任命!
杨嗣昌准备把孙传庭带来的“秦兵”,留下来给蓟辽总督洪承畴,守卫蓟辽。
孙传庭答曰:“秦兵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我所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从贼,……”
说白了,孙传庭不愿把秦兵留在蓟辽,而是要让秦兵守秦境。
这样的想法本没有问题,但是却因此得罪了杨嗣昌,加上和监军高启潜关系也不好。孙传庭上书求见崇祯,被他俩阻止,便托病不出。
杨嗣昌进谗言道:“其托词耳,非真聋!”
崇祯因此大怒,把孙传庭贬为庶民后,又逮捕下狱。
为了一时的意气之争,错过了大好时机,大明朝的党争就是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五月九日,王彦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贸易的第一站,日本九州岛的长崎港。
长崎作为日本德川幕府规定的唯二(另一个是平户),允许欧洲船只来往贸易的港口,那是相当的繁华,人口近十万,每年来往的船只,遮天蔽日,港口随时都是堵着几十上百艘大海船。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与英国人的一场海战,王彦捡了三艘战船,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本来三艘船是三方合力拿下的,一方一艘才是正理。最后,施琅表示自己没有权利接受战船,推辞不要!王政也主动说道:“彦儿你只有商船,没有战船,多有不便,二叔这船就送你吧,不过我战死的水手可就交给你抚恤了。哈哈”
王政可精明了,他自己战死了百十人的水手,抚恤可是一大笔银子,便推给王彦了。
王彦反而很高兴,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坐船改到了高大威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心里豪气冲天!
这艘船可以说是当时最巨大的战船了,当然前提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图纸被烧已经造不出来宝船了。
该船满员可载兵五百以上,共分七层,排水量可达惊人的2000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三艘或者四艘他原来亚哈特船的排水量。
王彦给它重新取了个名字,叫“座头鲸”号,座头鲸是海里面的大鱼,威风凛凛!比你这个什么女王号,霸气多了!
其它两艘船也是中型的盖伦船,排水量有800吨左右。分别叫做“河东”号,“大白鲨”号。
这种英国人改进的盖伦船比西班牙式盖伦船的船首和船尾低,抗风浪及远航能力更强。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帆船,一直要等到19世纪被铁甲舰取代,在近两个世纪里,主宰着海洋!
王彦将这艘加大版的盖伦船开进长崎港的时候,引来了阵阵惊奇赞叹之声。
这些岛国猴子见惯了大海船,可也没见这么大的船呀。高近二十米,停在那里像远古巨兽一样。很吓人的!
在施琅的带领下,一行人都下了船,往日本人专门设立的唐人屋敷(商业街)走去。
因为“岛原之乱”的缘故,现在的长崎港,成了唯一的日本对外贸易港,由德川幕府直辖。派专人管理,设长崎奉行两人,专门管理长崎港的民政与司法,对外交涉等事。一人在长崎,称为在勤奉行,一人在江户,称为在府奉行。
这二人就是日本德川幕府自“岛原之乱”以后,负责对外贸易的唯二官员。
日本从公元1636年开始闭关锁国,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人来港贸易。在1641年正式定制,不允许除了荷兰和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来日贸易。
所以日本贸易,大有可为呀!
只要自己能击败荷兰人,以后郑芝龙这汉奸投降满清了,还有谁能制得了我王牧之?想想还是有点小兴奋!
此时担任长崎奉行的是水野守政,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作为“上使”是德川幕府派的特派员,专门监督长崎的贸易。
适逢“岛原之乱”,作为德川幕府的重臣,松平信纲被派来镇压起义军,长驻长崎。
松平信纲是长崎的第一话事人,比那水野守政的话管用,因此,王彦一行在港内唐人屋敷安排住下后,又由王政领着,去拜访这个长崎奉行官,松平信纲。
松平信纲才在去年的二月击败了作乱的“岛原”众贼,被转封武藏川越蕃6万石,此时意气风发,正在天守阁里大摆宴席,唱歌跳舞的,好不热闹。
他还没有就蕃,是奉了德川家光之命,要彻底解决这些西洋教徒的问题。
“伊豆守大人,门外有人称是大人旧友,是个明国人,叫王端辅,求见大人!”
这时一个旗本(贴身)武士进来禀报道。
“竟然是端辅桑到了,快请进来!”
松平信纲高兴的说道。
王端辅在日本经商十几年,自然认得德川幕府的重臣松平信纲。而且关系还不错,因为王政在日本还没有闭关锁国的时候,长期在日本经商。认识很多日本的大名,以及幕府重臣。
“信纲大人,好久未见了,这官是越做越大了!哈哈”
王政带着王彦以及王显,最后捎带着把施琅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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