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江朝感觉自己像一艘船，在命运的长河中无动力漂流，就像三十多年前的1949年，所有中国人越来越直观真切地觉察到即将面临社会大变局和命运大转折。在历史滚滚洪流中等待命运的拣选。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自此，合肥开始担任起指挥渡江战役的阵地。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9年5月武汉三镇解放后，在长江中上游的江陵至巴东沿线两岸，仍由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总司令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14兵团及配属盘踞。宋希濂的指挥机构设在宜昌，布防重点是沙市至宜昌的长江两岸。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长江中游防线，歼灭宋希濂集团，并乘胜渡江，打通大西南通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及配属，于7月初分路向荆门、当阳、远安进击和合围宋希濂集团前出的一部，拉开了宜沙战役的序幕。
战火迫近、破城必然。宜昌城内军人不断涌入、百姓不断涌出。这座混乱之城仿佛变成了一条由人流构成的奇异大河，泾渭分明，反向流动、日夜不息。汝起的父亲曼群利用担任报社主编积累的政界关系，拿到了当时千金难求的船票，在惶惶不安之中，一家四口乘坐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离开居住了近五年的宜昌城沿长江顺流而下去往武汉。
宜昌，古称夷陵，“蜀道三千，峡路一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宜昌港则自然成为华中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和转运站。
川盐运往湖北、湖南，主要是走水路，必经宜昌。抗战开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全国产盐量减少一半。而且，东南沿海战火蔓延，运输瘫痪，原本依靠海盐的湖南、湖北等地，食盐奇缺。在这种形势下，川盐再次担当起“济楚”的大任。“川盐济楚”使得宜昌码头逐步兴盛。川盐品质好，口感不错，在湖北、湖南深受欢迎。故而，川盐的私盐贩运、贩卖屡禁不止。
和平时期，从西坝、镇川门到宝塔河，江岸皆是码头，只见连樯接舳，衔尾不绝。舟船以千计，桡夫以万计。当时，宜昌江岸显现出“日有千人拱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的盛况。宜昌沿江尽是泊船码头，沿码头多有商贸货栈交易市场。
紫云宫以榨油坊居多，油籽船就停在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镇川门、中水门江边泊着煤船、砖船，上下搬运工人来年宜昌码头递漂（不能靠岸的轮船，由木划子送客递货）来往往，挥汗如雨；杨泗庙为米市专用码头；一马路至大公桥的沿江沙坝上，多有板屋、草棚，形成河畔市场……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宜昌码头一景。
运输的重要物资中，吊诡的是当时宜昌成为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中心长达数十年，土鸦片出川，洋鸦片入川，码头运输“繁忙”。运鸦片主要依靠木船，有时轮船也参与进来，每月至少由汉口-宜昌-重庆往返两次，专营鸦片。长期鸦片贩运，给宜昌码头带来虚幻的繁荣——沿江码头上的酒楼、戏院、茶馆、妓院不断增加。同时，鸦片交易也对宜昌人民祸害甚深，常年吸鸦片成瘾的“烟客”数以千计。据1936年3月《湖北省禁烟概况一览》统计：宜昌城内烟馆408家，烟民3675人（这些烟民在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被政府强制戒了鸦片）。
从江汉路泰宁街至大南门码头路程并不太远，朝江抱着一岁多的小女儿楚原，曼群牵着五岁多的汝起，站在码头举目四望。江面雾霭萦绕，曼群不由心里黙吟：“常恐归时，眼中物是，日边人远。望隋河一带，伤心霭雾，遣离魂断。”
码头棚屋挤满了等待乘船的旅客，携带的各种行李四处散落。军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旅客的咒骂声、妇孺的哭声交织汇集，随同江雾一同回旋升腾。码头沙坝上的库房边上则是不断穿梭往返装卸货物的工人，宽阔的江面上，各式船舶好似慌乱地挤成一团，随时有可能擦挂碰撞。江水涨落，码头石阶有些湿滑，曼群一家人艰难冲破人流，经过江边趸船，终于登上了汉口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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