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这个东西吧，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ZD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ZD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J石的独裁。 M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ZD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ZD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ZD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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