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夜，我与一帮朋友去三\里\屯参加一个聚会。正当我们欢快地享受着新年前夜的美好时刻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
我与我的美\国哥儿们杰克走在其他朋友前面100米左右。我俩最先看到大概二、三十个人聚集在路边，呆呆地看着什么。一米九三的我踮起脚尖想看个究竟，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年轻姑娘，她全身颤\动，头随着身体的抖动而不断撞击水泥地面。
离她最近的人与她只有大概两米的距离，然而没有一个人主动伸出手来帮助她——大家完全没有行动。根据她周围旁观者人数估算，这个女孩应该已经躺在地上至少一分多钟。
我与杰克脱口而出：“医生！医生！”但无人回应，人们都沉默地看着我们。我15岁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游泳池救生员。我想起了当年救生课上学到的做法，赶紧蹲在她身边，保护她的头部，跟杰克一起让她侧身——当时她嘴里已经冒出了一层白\沫，平\躺的话很容易造成窒\息。那时，我们其他的朋友也过来了，大家开始拼命地到处寻找医生，也有人拨打了110。
这位姑娘的痉\挛完全控制不住，这使我非常紧张。我注意到她右眼上有一个巨大的、新鲜的肿\包。我因此猜测她应该是走路时不慎摔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撞伤了头而引发了抽\搐。过了大概五分钟，我的朋友汤姆带着一位中国医生跑回现场。因为堵车，救护车在30多分钟后才到达，在这位中国医生的陪同下，姑娘在昏迷的状态中被送往医院。（医生前几天联系我们说姑娘已经恢复了正常，身体应该不会有长期影响。）
在我的朋友们慢慢恢复平静时，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很多令我不安、难过甚至绝望的想法。首先，据我们看到的情况，在我们到场前没有一个人主动地拨打110，也没有人想伸手帮助这位女孩。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救护的话，还是可以蹲下，尽量与她说话，用自己的手或外衣来保护姑娘脆弱的头部。
再者，在我与杰克到场的时候，还有旁观者用手机拍她抽\搐的状态。在我蹲下帮她的时候，还有一位旁观者，开始用开着闪光灯的手机来拍我们，当时我恨不得立马抢过他的手机扔在路上。
最后，当姑娘稍微恢复了平静，但救护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打车但却被三个司机冷漠地拒载。我与杰克在路边支撑着一个昏迷着的、处于生命危险中的女孩，而路过的司机却一个一个地开走了。终于有一辆出租车愿意送她到医院，但那时我们已经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就决定再等一等救护车。
这件事不免让我想起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讲述的一个场景。在日本留学时，鲁迅上课跟同学看了一部片子，里面显示出了当时中国人的冷漠。在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时候，其他的中国人只是冷漠的旁观者。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这刺痛了鲁迅：那些中国人怎么能那么冷漠、无情无义？为什么不能团结，在同胞遇到威胁时愿意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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