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回国之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放我回国。对于那三位战友的死，我一直认为是让苏军故意害死的。如果他们不想让他们死，是完全有办法的，可是，他们并不想让他们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不知哪天他们也会把我害死，即使害不死，也会把我拉去枪毙。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对生还抱有任何希望。
可是，自从那次他们说要放我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可是，一连过了好些天，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欺骗我？
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几次要放我回国，可是，说完了也就说完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到后来，他们再说要放我回国，我都不怎么相信了。
那天，小个子看守打开窗子，让下午的阳光进到屋里。我从床上下到地上，探着头看着外面的景色。虽然外面的太阳很亮，但从远方吹来的风已有了一丝凉意，甚至可以看到风吹叶落的迹象。我想了想，从我被俘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来月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初秋时分。
我想如果我在家的话，应该是快收包谷了。每次收苞谷时，生产队都会把我们这些学生娃分在一起。女孩子掰苞谷，男孩子用镢头砍苞谷杆。小青总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边掰着苞谷，一边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着我。如果看到我被她落远了，就会停下来等上我一会，对了，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不知她现在还好吗？她现在应该上初二了吧？是的，应该是上初二了。可真不敢想她要是知道我被苏军俘虏了，会对我怎么想？还有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父母和村里的人，甚至是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会对我怎么想呢？这种想法让我既急切地盼着回家，却又害怕回到家中面对他们。
这天早上，吃完饭，来了几个医生，说我的伤病已经好了，然后就把我脸上和嘴上的纱布都给取了下来，而且也把我右胸部的纱布也揭掉了。医生们刚离开，就来了几个苏联军人，就是平时带我出去审讯的那些人。那个中年军官来到我面前，拿着一张文稿对我宣读起来。我虽然听不懂，但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就坐在床上看着他。他宣读完，苏军翻译对我说，‘李，这是苏军释放你的命令。你可以回国了。’
说着，一个士兵把一套崭新的衣服、皮鞋和鸭舌帽放在我的面前，说，‘好好地收拾一下，准备回国。’我一看他们真是要放我回国了，非常高兴。就脱下那身病号服，换上了他们送来的衣服和皮鞋。衣服是一套西服西裤，还有衬衣和领带。皮鞋锃亮，袜子也是新的。我穿上了衣裤和鞋袜，但我不想戴领带和鸭舌帽。觉得这让战友们看到后会感到很怪。但那个士兵不容我多说，就把领带给我戴在了脖子上，把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
等我换好衣服，他们就把我带出了医院，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过去审讯我的大楼前面。这时，一架直升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军人们让我下了吉普车，与飞机上的军人办理了一下交接，就让我上到了飞机上。
飞机一直飞着飞着，大概飞了两个小时，来到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我下了飞机，又上到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挂着一个毯子，将我眼前的视线遮挡。一位年轻的苏军士兵坐在我的旁边。吉普车一路快速地朝前开着，但前面的景物我一点都看不到。
车来到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巴克图，是我国与苏联接壤的国门，也是我军和苏军会谈的地方。我当时在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真地要放我回国了？我擦了擦眼睛，觉得眼前这一切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啊，我真地又生还了！
苏军士兵让我下车，送我来到国门前面。这时，我看到地面上有一条分界线，一边写着俄文，一边写着中文。而那中文字是‘中国’。这字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无比的激动。
在分界线的中国一侧，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迎接我。有我的战友和首长，他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军装上有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我激动万分，一边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一边朝着中国这边跑去。
可是，还没等我跑进分界线的中国一边，塔城军分区的参谋长已经在向我摆着手，高声地对我说，‘小袁，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们让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西服，是想做欺骗宣传，表示我在被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踩在苏联，一只脚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一位叫刘志斌的《解放军画报》记者也冲了过来，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不知是体弱，还是不能承受这种激动。我当即一下晕了过去。等我上到救护车上时，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身旁的同志们开始给我换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
其实，当我得知我就要回国时，心里就一直有着一种忧虑和不安，因为我想凡是被敌军俘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不知道首长和战友们会怎样看待我这个被苏军俘虏的人。他们对我在苏联所做出的绝不出卖国格和人格的抗争和表现会相信吗？可是，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的忧虑和不安是多余的。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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