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忍辱负重
“我到塔城军分区开证明时，塔城军分区的首长考虑到人言可畏，建议我离开那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农村，到县城里工作，并准备把我安置在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急着要向乡亲们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所以，我回绝了军分区首长们的建议，毅然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慈圣公社孔庄村。
妻子和家人都埋怨我不该回绝军分区的好意，因为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好得多，一旦当了工人，在县城里工作，也就从此脱离了世代为农的辛劳与贫困。但家人的埋怨并没有让我感到后悔。我想别人都怕当农民，我就不怕。当农民咋了？不就是辛苦一些，贫穷一些？可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穷苦吗？
我开始埋头劳动，虽然我身上有伤，遇到阴天冷天就会隐隐发痛，但是，生产队里的重活和累活有啥我干啥。每当感到苦感到累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战斗时在负伤时的情景，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的战友们长眠于世的悲痛。于是，再苦再累的活都感觉不再算啥。
我是村里最早开始出来做生意的，那时还是七十年代，****还未结束，做生意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投机倒把’，是要抓起来批斗的。可村里人知道我是伤残军人，也不管我。我卖过铝锅，挑着担子走街穿巷，足迹遍及城乡，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可是，那时，人们都穷，买一个铝锅，修修补补能用一二十年，所以，我的生意并不好，跑上一天，也挣不来多少钱。
我就开始贩牛卖马。牛马是农村人耕种和交通的工具，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人一般都没有牛和马。每个生产队里也都有专人管理着牛马，所以，这种生意更是不好做。没干多久，我就干不下去了。接着，我又开始养鱼，可我并不懂得养鱼的知识，只是觉得养鱼能赚钱就大着胆子干。结果，还是啥钱都没挣到。我还干过烧砖，可是那时人们还都很穷，一间破房能住几十年，就是年轻人结婚也很少有人盖新房。所以，我烧的砖也没有多少人要。那时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私人从事做生意和做买卖，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会好。因为市场对私人做生意打击得很厉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还是两手空空。
一次，妻子生病，医院给抓了几副中药，可是，家里没有熬中药的药罐。我来到公社街上的杂货铺，看到一个药罐，一问要一元钱一个，可是，我身上才只有几角钱。没办法，我只得回到村里去借钱。那段日子真是很难过，整天发愁，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我就啥都不干了，老老实实地回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这种日子富不起来，但总算饿不死。只要人家能过得去，我们家也能跟着过得去。
“回到了家里，远离了军营和部队，远离了战场和战友，虽说在部队里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说，一说心酸”，但往事却常常在梦中浮现。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死去的战友，其中尹清启和李连祥是我怀念最深的两个人。我和他俩的关系最好，几乎天天形影不离。每想到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流泪，为此，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六九到塔城，为国当了兵；铁列克提战，我寡敌兵重；子弹密如雨，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泪水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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