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8月，玻利维亚政府交付的本年度第一批金鸡纳树皮被运至汉堡。从此，德国的化工厂终于有了自己的原料以制造奎宁。
提起奎宁就不得不说“疟疾”——这一远古以来人类最致命的杀手。
曾几何时，到罗马选教皇对于红衣主教大人们来说是催命，去以前得安排好情人私生子，洒泪和亲友告别：怕是要末日审判时再见了。
难道当年教廷内斗险恶到了如此的程度？
这是因为罗马的疟疾流行太厉害，从1492年到1590年将近100年间，先后有五位教皇死于疟疾。每一位教皇死后，就得选新教皇，各地赶来的红衣主教们总会有好多位死于疟疾，以至有人干脆拒绝去罗马，你们愿意选谁就选谁吧，我弃权。
1640年，耶稣会的胡安·德·卢高被选为红衣主教，很坦然地去罗马上任了，选他的那帮人笑得尿都出来了：这傻瓜还真以为是好事哪。
到了罗马正好是夏季，教廷里天天办丧事，一多半人正得疟疾，剩下的一小半人已经打算开溜了，人心惶惶唯独卢高泰然处之。莫不成真来了个圣徒？非也，卢高从随身带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小把粉，就水吞下：诸位，耶稣会有神药，从此不惧疟疾。
什么东西？
耶稣会粉。卢高将该份分送教廷中得疟疾之人，服下数日后竟然痊愈了，耶稣会粉名气大振，大家纷纷索要，对于非教徒中人，卢高就不白送了，要用真金白银买，从此耶稣会财源广进。
耶稣会粉，是用生长在南美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磨成的粉，1820年，法国科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卡芳杜从中成功地分离出抗疟有效成为，命名为奎宁。
疟疾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之所以厉害，是因为疟疾的疟原虫可以在人体内寄生，也可以在蚊子体内寄生，还可以在其他灵长类体内寄生，只要有蚊子存在，疟疾就能在传播。没有人一生中不被蚊子叮咬过，如果生活在热带地区的话，被蚊子叮咬的次数就数不清了。比如马拉维人平均每年被蚊子叮咬170次，因此他们之中40%到70%身上有疟原虫寄生。蚊子中只有按蚊能够让疟原虫寄生，在430多种按蚊中，大约有70种能够传播疟疾。
疟疾的难缠还在于人类在后天无法形成免疫力，也就是说得过一次疟疾，以后该得还是要得。
先天的办法倒是有，那就是基因变异，非洲、南亚和中东人中多达40%的人具有抗疟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可将恶性疟的死亡率降低90%。但这是壮士断腕，因为遗传了镰状细胞贫血的话，婴儿的死亡率达25%。
生活在温带的白人自然是没有机会发生抗疟的基因突变的，因此白人在热带地区生活患上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基本上是九死一生。
不过想要治疗疟疾也不是那么简单。奎宁问世后，价格一直很高，不是一般人所能支付得起的，即便这样，全球对奎宁的需求量还是越来越高。西班牙知道这是发大财的机会，国王专门下令，任何人去南美都要得到国王的批准，任何有关南美的材料都不得发表。秘鲁独立后，限制得更严，任何私运金鸡纳种子出境的都要处以极刑。
垄断是次要问题，关键问题是秘鲁的金鸡纳树都是野生的，那帮人光扒皮不种树，到了19世纪，野生的金鸡纳树越来越少见，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奎宁就没有了。欧洲人想方设法将金鸡纳树和种子偷运出来，可是金鸡纳树对环境要求太苛刻，很难种植成功，到1848年，在亚洲和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种植成功，但这些金鸡纳树的树皮所含奎宁量很低，无法替代南美的原产金鸡纳树皮。
不能异地种植，能不能自己合成？1856年，英国人威廉·哈维·帕金打算用煤焦油这种废物制造人造奎宁，结果意外地制成了染料。德国人从染料开始建立了庞大的化学工业，然后搞合成药物，埃尔利希的魔球的梦想，成了多马克的磺胺，合成药物就是从试图合成奎宁而发展起来的。
另外一位英国人，查尔斯·列格在利马的一家英格兰商行中工作，一次他救了一名落水的叫曼纽尔·印克瑞·马纳米的玻利维亚艾马拉族印第安人，为了报答列格的救命之恩，马纳米就成了他的仆人。列格去澳大利亚搞羊驼养殖业，血本无归后返回秘鲁，打起了金鸡纳树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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