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天明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病中的父亲看到了，感慨万端。那时候，还不到30岁的他，被多年的肺痨病折磨得几近失去最后一点生活希望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个作家。但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庭的长子，战乱离难贫困拮据中，他只有屈服于生活，放弃自己的理想。三年后，他死了，死于肺痨。死的时候刚到30岁。
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并不知道从来只以商人面貌示世的父亲也有过这样一种当作家的“浪漫”，当然也更不能领会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傍晚，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包含的全部感伤的意味。一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我“热血沸腾”地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奔赴大西北农场去“战天斗地”，母亲把父亲19岁时发表的一些诗歌和小说，还有在抗\战初期他流亡昆\明一路所写的日记当做惟一的“遗产”放进我那十分简陋的行装里，我才震撼般地意识到，文学对一个真诚的人，确实并不只意味青春期的理想和个人的浪漫。
我一直特别喜欢惠特曼的诗，尤其喜欢他的这一首诗：“我听见美国在唱歌……”他让我突突心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你倾听中国在歌唱吗？你听见中国的歌唱了吗？你明白中国的歌声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伤和沉重、幽思和期待吗？惠特曼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
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
它射出了丝，丝，丝，以它自己之小，/
不断地从纱绽放丝，不倦地加快速率。”
我愿意做这样一只文学的“小蜘蛛”，去网罗“中国的歌声”，去描画“中国的歌声”，并放大“中国的歌声”。有人告诉我，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之一，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能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既创造性地形成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又能在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和应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
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意味，又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
而要做到这一些，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去面对他们正在面对的和必将面对的一切。真正的文学也就产生在和人民一起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巨大努力之中……
这也就是在文学概论中经常要说到的“艺术良知”和“作家的真诚”。而真要去实践这个了，我才知道，这等于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烤箱”之中。或者还可以说，就像是在风雪弥漫的冬夜里，把自己放在露天地里的一个大火堆旁，面对隐隐闪烁的星空，在极度灼热和极度寒冷的双重刺痛中，追索明日的朝霞，完善一个“自我幻觉”似的终端呈现……
为此，几十年来，我走过许多弯路，也曾真诚地放弃过自我，又曾极其痛苦地去寻回那文学创作中绝对不可或缺的“自我”。然后在新遭遇的困窘中，去拷问，你寻找回的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自我”？
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自我”，才能有助于敞开自己灵魂慧知和激情的窗户，去倾听捕捉“中国”亿万民众发自心底的“声音”……
为此，几十年来，我也经受过许多的质疑，甚至屈辱。十几年前，我尝试写的《苍天在上》产生了为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预想之外的轰动效应后，一个平日里比较相知的朋友却以一种很不屑的口吻问我：“陆天明，你觉得你这个东西能在中国热三个月吗？”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自己确实不知道三个月后中国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作品。还有个别从未写出过一本理论专著的“理\论权\威”打电话来，以当面污辱的方式，来表示对我和我这一类作品的轻\蔑。
都是成年人啊。当时在我心底造成的刺痛至今仍是无法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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